孔辉

（接上期）

三、洪武诏令垦临濠，江南五郡耕信阳

元末天下大乱，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等各方队伍接连起义、混战，多年的战乱让中原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百姓大量死难，背井离乡，特别是豫南、皖西南区域很多地区荒无人烟，万亩良田常年无人耕种，土地撂荒闲置。到了明朝建立，天下初定，明太祖朱元璋决定用江南人口来填补豫皖荒芜之地，亲自下诏组织部分江南百姓去中原地区移民开垦。根据《明史记事本未》中记载“洪武三年六月，诏苏、松、嘉、湖、杭等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耕种，以所种田为世业，官给牛、种、舟、粮、资费以遣之，三年不征税，时徙者四千余户……”这表明，早在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诏要求苏、松、嘉、湖、杭等五郡，移民4000余户（2万-3万人）到临濠府九州十八县耕种。当时的临濠府九州十八县主要涵盖安徽太和、涡阳、宿州、泗县，江苏泗洪等市县以南，安徽霍邱、定远、天长等市县以北淮河两岸地区。其中就包括今天信阳市所属的息县（含淮滨一部分）、潢川、信阳、罗山、固始（含淮滨一部分）、光山（含新县大部分）县，基本涵盖了浉河、平桥以外的信阳全境。

明初苏、松、嘉、湖、杭等五郡移民耕种信阳，给战乱后的信阳重建带来了人口、技术和文化，让豫南大地重焕勃勃生机。

四、太平战后迁吴越，“一担箩筐下江南”

苏州市吴江区是吴语的核心区之一，然而在其下属的横扇街道菀坪社区，却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说着河南话，且这个河南话不是河南代表性的北方方言，而是信阳罗山、光山一带的方言，当地人说此方言已经延续了数代长达一百多年。为什么在吴江区有这样一个豫南方言岛呢，这就要追溯到清朝末年以来信阳百姓“下江南”的迁徙史。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1851年-1864年），由于太平军和清政府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多年拉锯式战争，使得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交界地区生灵涂炭，人口减少了千万（包括死亡和迁徙），损失率达到90%以上，基本上算是十室九空。太平天国战后，为了迅速恢复残破衰败的经济，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政府下谕令各省招垦荒田，有组织地从湖北、河南等地招募大量移民前去垦荒，因此，在江南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场人口迁移运动规模大、时间长，从清朝同治初年开始，历经光绪、宣统两朝，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大规模移民呢？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1.清政府的强力推动。当时的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在皖南、浙西、苏南等各州县先后设立“劝农局”“开垦局”等机构，专门负责招垦事宜。要垦荒就必须要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所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方面大力招引本地乡民返乡，同时积极招徕外地农民前来垦荒，并给予“减赋税”“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以及客民“入籍与考”等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2.自然灾害的驱使。据了解，豫南地区在咸丰、同治、光绪乃至民国时期，曾发生多次灾荒。有记载表明，咸丰六年（1856）信阳、光州遭遇了严重旱灾、蝗害，粮食生产大受影响，然而当时的县令未及时上报灾情，照旧强征钱粮，引起不少百姓奋起反抗，发生不少饥民起义事件。根据《光山县志》记载，在咸丰到光绪年间，尤其是光绪年间，大小灾荒十多次；《商城县志》记载灾荒、瘟疫11起，如咸丰七年1857年，春旱，民饥，野多饿殍（田野里到处是饿死的人）；《固始县志》记载，1877年、1878年连续两年旱灾，荒年，陈子鳌等率罗田、商城、固始等地饥民起事。1899年、1900年又是连续两年饥荒。光绪二十五（1899）年三月，灾荒严重，粮价陡涨，饥民结队流亡。在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下，富庶的江南地区就成为灾民逃荒的首选之地。

3.人口增长的压力。太平天国战争波及范围虽广，但受战火影响最深的集中在苏南、浙西、皖南及江西的部分地区，在遭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地区如河南光州、湖北京山等地，人口损失相对较小，而当地人流行早婚的习俗，出生率较高，形成一定的人口压力，面临着地少人多的危机，所以一些富有冒险精神以及一些生存艰难的农民便响应政府招垦政策，背井离乡、远赴江南。

4.民间“同乡网”的带动。太平天国战后，信阳之所以能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江南地区，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迁移以及民间零散自由的南迁外，更多的还是民间自发的老乡带老乡、亲友带亲友、家族带家族，一家人甚至一个宗亲、一个村庄、一个家族的血缘加亲缘加情缘的关系，所形成的群体性移民。此外，还与晚清时期任职苏浙皖地区信阳籍官员对同乡的帮助有一定关系。（见下表）

当时，在江南任职的信阳籍官员较多，如吴元炳（1824—1886），字子健，河南固始人，曾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江苏学政。在1876年到1879年间，河南大量饥民流落到苏浙皖等省乞讨时，任江苏巡抚的吴元炳号令南京、苏州等重镇一律都在城外设置粥厂收容所，就地留养了大量河南难民，他积极组织灾民投入当地的河道治理工程，以“以工代赈”方式，疏浚高河、盐运河等，使灾民不仅生命有了保障，而且通过参加当地劳动，获得了收入，大量的灾民慢慢地稳定下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出于较强的乡土观念，信阳籍官员积极招引同乡前来定居，对来自家乡移民给予关照呵护，为来自豫、湘、鄂、闽、鲁等各地客民融入当地生活创造条件，于是乡亲们沾亲带故、口口相传，互相照应着一道下江南。

当时的普遍场景就是人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幼小的孩子放在扁担一头的篮子或者箩筐里，另一头装着锅碗瓢盆壶罐及衣物被子干粮之类，有的一路沿途乞讨、有的一路打些零工。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时数月、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似潮水一般，陆续涌向传说中最向往的江南。因此，便有俗语“一担箩筐下江南”的说法。

据了解，这些豫南移民最初在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句容、江宁、溧水、溧阳、宜兴及浙江长兴、安吉等一些地区居住，旅美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提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仅河南光山一县就向苏南、浙西、安徽和江西近60个地方输送了100万以上的农民，除南京之外的整个江苏西南地区实际上是河南的农业‘殖民地’。”以常州市溧阳为例，在光绪年间，豫南移民开始进入溧阳开垦耕种，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溧阳县在册人口为8.7万，到宣统三年（1911年），溧阳人口增至30.2万，这一年移民及其后裔约15.1万，占溧阳总人口的50%，也就是说，从移民大规模进入溧阳开始，至今大约130年左右了。

随着浙西、皖南、苏南等地区移民的剧增，到1870年，官方已停止招垦，而民间自发的移民依然在持续，土客之间土地矛盾增多，一些后来者生活非常艰难，不得不离开初期移入地，找寻新的谋生之所。

彼时的菀坪是东太湖吴江的一片茭芦浅滩，地势低洼，太湖水位高时，就会发生倒灌现象，所以本地居民不愿在此耕种和居住。直到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一位叫沈庆余的河南乡民首先在太湖滩涂上围湖造田，起名叫足字圩（今吴江区戗港村），第二年又围了室字圩（今吴江区戗港村）。这两次围湖都是当年受益，影响很大,很快吸引在广德、长兴、溧阳等地的信阳下江南移民前来拓荒，成了菀坪的第一批垦荒者。他们扎住脚后，不断联络在浙江、常州、江宁等地的亲朋好友，共同在此围湖造田、放鸭种田，引发东太湖沿岸围垦热潮。

1903年，苏州府震泽县知事（县长）夏辅咸奉命实地查勘，判定当时客民所围之圩不在泄水道内，并不妨碍太湖水利，准予围垦，对围垦湖田发放执业田单，上缴田赋，湖田才被官府承认。在移民的数年辛苦围垦下，到宣统三年（1911年），吴江全县共有圩子30个，面积17422亩。信阳移民为菀坪的早期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还将本地的河南早、洋粕稻等水稻品种、空心菜、柿子等农副产品品种带到苏州地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

下江南的豫南移民，大多与来自豫南的老乡聚集居住，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不受邻近地区的干扰，不受当地风俗的影响，保留了家乡的生活传统和语言。虽然经过五六代人的繁衍，在移民后裔较多的南京市溧水区、句容市、溧阳市以及吴江区菀坪等地，仍保留着祖籍地的本色，很多移民后裔都是“双语者”，既会信阳话，又会本地吴江话。如，1992年的《溧阳县志》强调了豫南方言对溧阳方言的影响。由于战乱及其他原因，古代北方人纷纷南迁，一部分留居溧阳。近代河南（光山、罗山等县）、苏北（兴化、高邮等县）以及浙江（温州）、安徽、湖北均有移民定居溧阳，他们分别聚居在平桥、永和、上兴等丘陵山区和余桥、古渎、前马等荡滩区，同时使用原籍话和溧阳话。这些“外来语”使溧阳方言发生一些变异。至于与邻县接壤的某些边缘乡村，语言受邻县影响，亦稍有变异。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通话的推广，又使溧阳话中带有一些普通话的因素。

2017年的《常州市志·方言》叙述了操信阳方言的溧阳人进行双语交流的生活方式：溧阳境内有河南（光山、罗山等县）、苏北（兴化、高邮等县）、浙江（温州）、安徽、湖北移民定居，他们分别聚居在平桥、永和、上兴等丘陵山区和余桥、古渎、前马等荡滩圩区……这些外地方言岛的居民说两种方言：在家、在村里说原籍话，与当地人说常州话。

一百数十载，乡音终未改——浓浓的豫南口音，充分彰显了一代代豫南移民后裔对先祖的思念，对故土的难忘。 （未完待续）

晚清时期任职苏浙皖地区信阳籍官员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姓名籍贯官职 任官地点 任官时间

李孟荃固始知州安徽广德市 同治十一年

方 元光州同知安徽广德市 同治五年

刘瀛阶商城同知安徽广德市 同治六年

吕应璜息县吏目安徽广德市 同治三年

吴邦弼光州吏目安徽广德市 同治六年

任炳堃息县巡检安徽广德市 光绪二年

方 元光州知县安徽宣城市建平镇同治五年

许超群固始巡检安徽宣城市建平镇同治四年

陶炳南河南知县安徽宁国市 光绪四年

赵敏中河南知县安徽宁国市 光绪八年

曾 某固始典史安徽宁国市 同治十一年

吴承节固始县丞安徽芜湖市南陵县光绪四年

吴元炳固始巡抚江苏苏州市 同治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