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自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汉王朝的覆灭，儒家诗教也结束了他的独尊统治地位。人们突破儒家诗教的束缚，对文学理论的探讨不断深入。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双璧，交相辉映，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说：“《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雕龙》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鲁迅先生将其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诗学》相提并论，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在中西文论史上各自具有开源发流的重要地位。

刘勰，江苏镇江人，来自一个北方移民士族家庭。到了刘勰的时候，刘氏家族已经没落。幼年丧父的刘勰因家境贫困，终身未娶。关于刘勰的生卒年，《梁书》本传中没有记载，已不可详考。多数学者认为是公元465年前后至公元532年前后。刘勰生平经历了宋、齐、梁三朝，入梁后曾做过几任小官。刘勰前后两次入定林寺，成为定林寺著名僧人僧祐的弟子。定林寺是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甚丰，在齐梁帝王倡导“敬佛”的世风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定林寺的日子里，刘勰协助僧祐整理典籍，潜心攻读，博览群书，集儒佛于一身。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勰“殚心淬虑”地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且空前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诞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划时代的作品。此前虽有曹丕的《典论·文论》和陆机的《文赋》，已经涉及文学理论中关于文体特征、批评标准、创作途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但毕竟只是两篇文章，容量有限。《文心雕龙》则是比较完备且有着自身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堪称“体大虑周，笼罩群言”“标心万古，送怀千载”。《文心雕龙》写成后，刘勰为了得到文坛和政坛上都很有权威的沈约的定评，曾像小贩一样，背着书稿，等待沈约的车子经过。沈约读后，称赞《文心雕龙》“深得文理”，并常置于几案阅读。

《文心雕龙》的成书，迄今一千五百余年，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版本，现在能够查阅到的最早版本，是唐朝学人留下的手抄本残卷，原藏甘肃敦煌莫高窟，1899年始被发现，后被斯坦因窃攫，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末嘉兴郡守刘贞刻印的《文心雕龙》，现珍藏于上海图书馆。“五四运动”以后的三四十年间，一批文史学者在《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结出了丰硕成果。主要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正》、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等先后出版。他们资料丰富，考证精详，辨误析疑，已是海内外公认的传世之作。尤其范文澜注本堪称翘楚，是注释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蓬勃发展，各种论著相继出版。其中既有老一辈学者毕生磨砺的大作，又有新一代名家承前启后的新作。此外，《文心雕龙》研究史、辞典、龙学综览等大型参考书和工具书也相继出版。与此同时，《文心雕龙》已有了日、韩、英、德等外文全译本。《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是一门博大精深、独具中国特色的“龙学”，也成为举世瞩目的“显学”。

《文心雕龙》的书名揭示了刘勰的雄心壮志——“雕龙”扭转了“雕虫”这一对文学创作的传统蔑称，将之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境界，也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主张。关于《文心雕龙》书名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已故学者李庆甲在《〈文心雕龙〉书名发微》长文中对书名作了详考，是目前阐释《文心雕龙》书名用力最勤者。李庆甲先生认为：“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即论述文学创作的原理之谓。“文心”一词，提示了全书的内容要点，“雕龙”一词，出于战国时代驺奭的所谓“雕镂龙文”。刘勰运用这个典故，用以说明“文心雕龙”四字的含义是： 用雕龙文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如果翻译为现代汉语则是《文术精说》。此外，周振甫、滕福海、王运熙、李少雍等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做了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周振甫先生认为，《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体现了刘勰“探索文心和讲究文采”相结合的文学观。这里，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书名的深刻内涵，还要回到刘勰的《序志》篇中。《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按“古人之序皆在后”之例，被置于书末，但乃是用以解读全书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

刘勰自己在《序志》篇开头即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这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文心”是讲作文的用心，“雕龙”是说作文要讲究文采的修饰，像雕刻龙纹那样精制。刘勰十分欣赏《琴心》《巧心》两篇文章中的“心”字，认为它很“美”。可见，刘勰所说的“文心雕龙”既注重精妙的艺术构思，又注重精美的语言，可谓“文质并重”。“文心”与“雕龙”连缀使用，合而为书名，意即像雕刻龙纹那样，精心地论述“为文之用心”，既在美学意义上强调文学的特质，又使其内涵更加精密、意义更趋完整。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三万七千余言，用精美的骈文写成。他梳理并批判性地发展了先秦至齐梁时期文论研究的成果，涉及了文学的本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堪称集大成之作。前面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是全书的总纲，阐述了文学应该宣扬圣道、裨益风化的道理，可谓“文之枢纽”。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和前人作品的优缺点，可谓“论文叙笔”。以《神思》到《程器》共二十四篇，是作者对创作过程的见解和对创作的要求，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可谓“剖情析采”。最后一篇《序志》，则是总结全书的自序。《序志》篇以较多的篇幅，明确揭示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建构。

刘勰对文学的根本看法体现在首篇《原道》中。他认为“文”是来源于“道”的，“原道”，指“文”以“道”为本。在刘勰之前，西汉刘安《淮南子》也以“原道”开篇。刘勰所原之“道”，究竟是何家之道，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儒家之道说、道家之道说、佛家之道说、儒释道三家融合说、自然之道说，等等，莫衷一是。黄侃认为，从《原道》文本出发，较为合理。在《原道》中，刘勰从形而上的角度，阐述了他对文学本原和本质的看法。他指出，“文”是“道之文”，即文学与自然事物的文采都是道的外化，是宇宙运动变化的必然。刘勰将文学的合法性上升到了行而上的“道”的层面，较之前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进了一步，为“文”的独立价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刘勰所谓“道”是客观存在着，先天地而生，并且创造世界万物的一种精神。纪昀评曰：“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又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刘勰将“道”者作天地万物的本原，看做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的本原，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有着很大的代表性，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在文学思想上的首次系统的反映。刘勰强调雕华优美的形式要与充实雅正的内容相结合，这对于齐梁文坛日竞雕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文风，具有纠偏救弊的现实意义。刘勰的文学观也深深影响了萧统的文学活动。曾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的《昭明文选》，即是按照“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文学基本特征和标准编选而成的。

在论述文学的创作过程时，刘勰遵循了《礼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和陆机《文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文学家在进行创作之前，必然首先由于客观事物的感染。作者的感受体现在作品中，却来源于客观事物。刘勰在《明诗》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客观事物的情况决定了感受与创作的内容，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认为，客观事物本身就蕴含着自然美。他在《原道》中说：“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艺术作品的美正是这种自然美的反映。另一方面，刘勰也很强调作者主观的想象和夸张对创作的作用，所谓“文辞所被，夸饰恒存”。他还认为人们通过主观想象也可以写出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然而想象与夸张又必须符合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逻辑，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主观想象不是凭空而来的，正如他在《神思》中所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总的来说，刘勰对于作品反映事物与表现作者主观思想两者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

刘勰对作家和作品的要求也有很多精辟论述，他在《情采》中写道：“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在《风骨》中，他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构成提出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作者的情志和理想，叫作“风”；一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叫作“骨”。“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骨”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体，与文采的关系是“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只有两者兼备，才算得“文笔之鸣凤”。刘勰的“风骨”论也成为其后评论诗文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特别是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陈子昂等人力倡“汉魏风骨”，以治轻靡之风的诗歌革新运动的理论基础。刘勰还针对忽视内容、盛行绮丽之风的通病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他特别反对内容空洞而仅仅以形式取胜的作品——“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刘勰在《情采》中说道：“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对“情”与“采”、“质”与“文”的论述，实质是论述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认为，最理想的文章应当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衔华佩实”“符采相济”。对此，刘勰在理论上概括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一内容决定形式的独到见解，成为在文章写作理论研究中千古流传的名言警句。可以说，刘勰的创作论是《文心雕龙》中最精彩和最值得重视的部分。

《文心雕龙》提出的文学批评主张和批评标准也很有立意。他认为批评者自己首先要具备较高的修养，在《知音》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嵝，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为正确开展批评，刘勰提出观察作品优劣的所谓“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六个方面涵盖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既注重思想性，也注重艺术性，实际上也是对创作的要求。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著作，“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今天如何看待《文心雕龙》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原《文心雕龙》学会会长王运熙先生曾说：“《文心雕龙》原来的核心何在，重点何在，与我们今天认为此书的价值何在，精华何在，二者不是一回事，应当区别开来。”历代学者多把它作为“文章作法”进行传播研究，所谓“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辞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驷”。还有学者说它是“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随着《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它还逐渐显示了在经学、史学、哲学、美学、修辞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文心雕龙》对司马迁的评论，对陶渊明的避而不谈，用骈文写成全书等，使读者和研究者颇多费解。没有刘勰，自然就没有《文心雕龙》，刘勰堪称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章学家，乃至中华文化大师。这些称誉对于那个1500年前穷困苦读，依附沙门僧祐生活十余年的刘勰来说，都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

（作者系信阳市委原副秘书长、信阳农林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