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棠

壬寅年高秋的一天，我怀着一种夙愿和崇敬的心情，来到山东嘉祥县参拜了曾子故里。在曾子故里牌坊的近旁简介牌上，其文字介绍为：曾子（公元前505年-前435年），曾氏，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这里的主建筑群宗圣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原名“忠孝祠”，坐落于嘉祥县城南23公里的南武山南麓，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进宗圣殿，扑面而来的是一派肃然气氛，大殿飞檐挑脚，雕梁画栋，正上方高悬“道传一贯”巨匾一面。遒劲的楷书大字为清雍正皇帝御笔亲书，大殿正中透雕龙凤的神龛中，是曾子彩色塑像，冠冕衮服，双手持圭，独具儒家宗师风范，两侧有他的弟子子思和再传弟子孟轲的塑像祀陪。我十分虔敬地跪于宗圣像前，向先祖肃行三叩九拜之礼。此时此刻,我默然祈愿，能得以沐浴先祖的大智大德之雨露，使后裔之余生心境静、净，胸怀阔明。

宗圣殿前有一口井，名为“涌泉井”，是为了纪念曾子“事亲至孝”，父亡则“泪如泉涌”而建。

一路上，导游孟女士（我们称他“孟夫子”）一直不停地给我们介绍着曾参的事迹。她说：“综观曾参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介布衣式的士人。”我随即插话：“他好像也做过小官，而且还有那么几次做官的机会吧？”

孟夫子笑了笑，又殷勤款款地叙述道：“曾子为了供养父母，曾经在莒地做过较短时间的‘得粟三秉的官职’，但他的这个官做得多少有些身不由己，曾子的骨子里有着太多的铮铮之音，与那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远离喧嚣与尘世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同，他的不苟同于权贵更多的是一种济世的理想和品格。”讲到这儿，孟夫子的话音又上扬了起来。“曾子的一些言论时常闪现出理性的光焰，比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仁以为己任’这种掷地有声的精神气概，可与其后的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媲美。从这一点可以想见，曾子的为官从政绝非倾慕权势，而是他生活艰难中的一种无奈之举。”

从孟夫子的解说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面容清癯、身材修长的曾参当初是奉父命至楚从学于孔子的，两年后随师入卫，自卫返回鲁国的时候，他的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敝衣而耕，常日不举火”，但他并没有因为家境的贫寒而不思进取。他深知自己是后进弟子，在众多的师友之中处于劣势。因而他发愤苦学，不敢稍有懈怠。不管寒暑，还是春秋，读书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曾子广泛涉猎，学有思，习有问，这种异乎常人的刻苦执着精神，终于很快得到了孔子的认可和赏识。公元前482年，最为赏识的弟子颜回病故，曾子则以其才学和品格真正地成为孔子的主要继承人。孔门弟子三千，贤士七十二人，曾子则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众多贤才之首，这不能不令我们对曾子产生了敬畏之感。三年后，73岁的中国儒学大师孔子终于走完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征程，在一个暖阳初升的早晨驾鹤西去。临终之际，他将儿子孔鲤的遗孤托付给曾子，叮咛再三，含泪长逝。悲痛欲绝的曾参哀伤过度而昏厥数次。其时，他的父亲曾皙正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冰冷的地面上，一同为师长孔子流泪。可以推想，那时的曾参必定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守丧三年后，曾子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传承儒学的大任。他的目光掠过苍茫的齐鲁大地，眺望得更加高远。夜以继日，晨昏达旦，他不断地咀嚼着老夫子的教诲，慢慢地浸润着高远的思想和深邃的哲理，最终形成了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和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这些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体系的形成、官吏自身修养的熏陶和伦理价值取向的定位，无疑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站在宗圣殿前乾隆《宗圣曾子赞》御碑亭边，我的脑海里数次浮现先祖曾参独自沉思的情景。在人生的航道上，曾子确是一位懂得为自己定位的人。在那个洪荒年代，凭着超前的理念和治国的方策，曾子完全能够步入政途，必然会获得君相的垂青。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曾参五十岁时，齐国聘之以相，楚亦任以令尹，晋则奉以上卿。然而他自知责任在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所以都只能一一拒之或放弃。此时的曾子，专心致志于布道，要用其思想的光辉去照亮社会前行的路途。特别是曾参对孔子的孙子一直循循善诱，坚持把自己的思想如春风化雨般地洒落孔伋的心田。在中国历史上，其后我们看到过一些临终托孤的催人泪下场面，而孔子的这次托孤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

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被后世尊称为“宗圣”。如果没有这次令人一再感慨万千的孔子临终遗言，也许儒家学说的传承和发展会是一场虚幻的大梦。

在随同孟夫子一起返回的路口处，我又回望了一眼暮色苍茫中的曾子故里，细细品咂先祖曾参的伟大精神与卓越品格的底蕴。此刻，晚霞的金辉正从西边的天空灿然升起，一道道纯美的光线似乎穿越过亘古时空，就那么静寂而神秘地洒落在这里远近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