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焕
2021年4月12日,海协会副会长、国台办原副主任、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孙亚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党委书记曾坤瑜、台湾研究院原副院长邓孔昭教授、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教授、泉州闽台缘博物馆原馆长杨彦杰教授等来访固始,就进一步了解固始根亲文化的历史资源,密切福建、台湾与固始的历史联结进行调研交流,并到固始郑成功墓园参观拜谒。
借此机会,笔者有幸结识了邓孔昭教授,就多年来我个人研究的郑成功墓葬出土固始有关问题与他进行了交流和探讨。邓教授赠我一本他的著作《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读后受益匪浅。由此促使我对郑成功终葬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又陆续查阅研读了《康熙起居注》《台湾通史》和明末清初黄宗羲《郑成功传》、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以及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等史籍中的相关内容,也阅读了当今福建学者黄猷、欧潭生及泉州南安郑成功纪念馆郑万进、洪智识等人的关于郑成功的不同观点的一些论文,再结合固始出土有关文物的事实,然后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认为郑成功被从台湾移棺北京后,最终落葬固始。现溯源如下兼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
一、历史回顾,郑成功墓葬出土固始引起社会关注
1970年年初,固始县原汪棚公社邓大庙大队宋大营子生产队的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在郑氏祖茔牤牛地的罗圈坟里掘开一个大土冢。大土冢下面是白色“搪滑泥”(固始土语,即熟糯米拌石灰、碗渣瓷粉混合物)穹形凝固层。凿开凝固层,里面是厚条石扣砌的石廓,石廓内是木槨,开槨后散发出特殊香气。槨内是一檀木棺材,棺材四角支着四只陶罐,悬浮在一尺左右深的香水里。棺傍有一木板,上写“郑成功之墓”几个大字。棺材两边各插一对龙牌和虎牌。揭开棺盖,发现有具男尸,用白布裹着,白布里面是黄色缎子薄袍,前胸佩有兜兜样团龙绣带,上有黄色刺绣“土部豐府鄭成功”七个繁体字。
时任生产队长的郑大成将绣有这七个字的绣带撕了下来,拿回家中。后因借给邻人郑大义为病孩“避邪”而丢失。时值特殊年代,许多群众,尤其是当地郑姓人虽有呼吁,但无人愿意过问。上世纪80年代初,各级新设了史志部门,此事才引起重视。
此后,省地文史部门调访频频。先后有文见诸书刊。其中包括信阳地区文化局考古专家欧潭生先生的著文《台闽豫祖根渊源再探——兼论何处是郑成功之墓》(见1984年第2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他又在《台声》杂志第12期上发表了题为《郑成功真葬在何方》的文章。文中根据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攻取台湾后,郑成功的“灵柩是被作为战利品献俘北京”的历史线索,认为固始发现有郑成功铭文的陵墓即其真葬。
2000年以来,还有信阳学者姚焕刚先生、河南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张新斌先生、北京·中国黄河影视中心主任兼总编杨俊林先生、河南《大河报》记者齐岸民先生、台湾《中国时报》特约撰述徐宗懋先生等史学新闻界人士,也曾亲临考察,各有文章发表在相应的报刊上。徐宗懋先生于2003年11月1日,在《中国时报》以《郑成功归葬河南而非福建》为题发表了长篇报道;2003年6月、2012年春,日本作家、中日文化研究所所长齐藤孝治先生两次来访固始,亲做调研,写出《秘话郑成功异闻》,发表在泉州郑成功研究会《郑成功研究》2015年7、8、9三期期刊上;《信阳日报》、《中华荥阳报》、《荥阳与郑氏报》、《黄河文化》等报刊也纷纷派记者进行采访和报道,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大陆和台湾许多郑氏热心人,得悉后,来固始专程祭拜者陆续不断。
该墓经众多崇敬郑成功的人士努力和固始县政府的关注,已得到很好的原址修复,并于2008年6月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园已挂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此事也引起福建省南安市郑氏宗亲高度重视,这不符合他们先前的认知,为此也做出了反应。南安郑金锹先生和郑万进先生、泉州洪智识先生等先后撰文,发表在郑氏总会《中国郑氏报》上。他们坚持郑成功墓在南安水头覆船山,指出1929年,覆船山郑氏祖墓被盗时,出土有郑克塽《祔葬祖父墓志》。
双方争论,引起社会关注。为弄清真相,来固始访问者络绎不绝。其中有福建永春郑伯恭先生、杭州郑为理先生、宁波郑峰先生、泉州市郑成功研究会郑栋梁先生、南平市郑成功研究会张水源先生、石狮市郑成功研究会郑文华先生以及台湾知名人士、工党主席郑昭明先生,台湾侨联总会秘书长郑致毅先生等。他们在固始期间祭拜郑成功墓园,召开郑成功研讨会,探寻郑成功终葬问题。座谈会上,许多人士认为,郑成功祖地是固始,这是历史事实。
二、福建南安没有郑成功的真葬
笔者曾于2005年5月,就郑成功墓葬出土固始一事去福建的福州、福清市、南安水头镇、漳州、厦门等地进行交流和调访研究并专程去水头镇拜谒了覆船山郑成功陵墓。
通过比较分析,我认为以下几条均说明南安的郑成功墓缺乏真实性。
(一)南安水头镇郑成功墓不实。位于覆船山麓的郑陵原本是其六世高祖乐斋公与郭氏淑慎的坟墓,原碑文是:“明 石井·乐斋郑公淑慎郭氏·桥梓五世孙六世孙七世孙·茔域。”如果没有后来立的两块福建省和国家文物部门的“郑成功墓”保护标志,从来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所谓郑成功的墓地,因为墓地此前从来就没有显示过“郑成功”字样。
(二)《福建侨乡报》1982年4月15日登载黄猷先生的文章《郑氏史事管窥》,指出过“郑成功并没有属于他自己的陵墓”。
黄猷先生的这篇文章为史界重要观点,虽未被主管部门所采纳,也说明以前福建省确定郑氏祖坟为郑成功墓是有争议的。
(三)2005年5月25日,笔者在厦门华侨博物院拜访了黄猷先生。向他介绍了1970年固始出土郑成功墓葬情况。黄先生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攻取台湾后,将郑成功父子灵柩挖献北京,当时施琅命兵士将郑成功、郑经两部棺材用铁链捆绑,下面装上辘辘,用马拉着,从台湾渡海到泉州,作为战俘押运北京。这件事,在泉州流传很广。
(四)清初以来,有关史学著述也载明郑成功棺槨被“献俘”而离开台湾。黄宗羲《郑成功传》载:“逮康熙三十九年(1700),仁皇帝圣旨:‘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其子经两柩归葬南安,如田横故事。置守塚,建祠祀之’。前盖挈棺入京,行献俘礼。”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考曰:“云归葬者(郑成功),盖挈棺入京,行献俘礼。”邓之诚《骨董琐记》载:“黄梧叛,降清,发郑氏坟,诛其亲党,故覆船山只有其五世祖墓,亦漏而未遭发掘者也。破台时,成功柩曾被送至京师,不知何时发回改葬。”前贤不予欺也,则施琅攻台,将郑成功棺柩献俘北京,言之有征矣。
对此,南安郑万进先生曾撰文《开台延平郡王郑成功陵墓考》,发表在2005年7月30日,中国香港注册中国郑氏宗亲总会《中国郑氏报》上。文章云:清军“把石井郑氏祖墓乐斋公墓挖开,将郑成功祖先于野公、深江公两具灵柩挖献北京”。这给郑成功献俘北京做了明确的历史注脚。
三、郑成功赐葬时间记载错乱,须加分析辨别
郑成功迁棺赐葬时间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1994年7月的《福建史志增刊》有文《石井西亭郑氏宗祠官阶总录》载康熙二十二年说;二是中华书局所编《历代纪事本末》之《三藩纪事本末》载:郑成功,康熙二十九年回葬故土;三是郑克塽撰《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云:康熙三十八年回葬故土;四是据1994年《福建史志增刊》陈树田文《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诞辰370周年》云:康熙三十九年回葬故土。
对四个不同的赐葬时序,笔者认真查阅了《康熙起居注》《台湾通史》等文献典籍,但没能查到康熙赐葬郑成功和郑经的奏折、廷议等具体资料。
我认为,康熙二十九年回葬故土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施琅攻取台湾后,即挈棺入京“献俘”,康熙帝赐葬也当在此后稍晚,不会让棺柩停在京城时间太长。
四、“挈棺入京”,有消除郑氏在台影响的客观需要
康熙帝收复台湾,郑克塽是三番两次地提出,要留居台湾,守护在台祖墓。《台湾外志》载: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初四日,克塽修书与施琅曰:“远避外荒,株守先祀。顺天之命,谨奉国制,永为屏翰。使守先祀,猶足以昭大同而靖南徼。”但康熙皇帝则是主张在台湾不留丝毫“根株”。《台湾外志》记道:“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初八日,施琅上疏曰:臣专征,祗宜主剿,不宜议抚。殄灭净尽根株,以慰宸衷。”。《康熙起居注》明确记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七月二十八日谕旨:‘此番进兵,灭绝海寇根株。’”
若郑成功灵柩仍留在台,有可能成为人心归聚的象征,而成隐患。施琅获权专征台湾,当然可以揣测到皇帝的顾虑,台湾刚收,便祭掘郑成功墓,“挈棺入京”献俘,以绝郑氏留台之念想,并去清廷之虑,并且施琅也可藉此雪与郑氏之仇。所以施琅八月十三日到台湾后,便于二十二日,奉牲幣,告祭成功庙,掘墓献俘。真所谓“公义私恩,如此而已!”
五、郑成功棺槨归葬固始是历史客观原因所致
如果郑成功的棺槨被“献俘”京师后,朝廷赐葬回籍的话,那么今天从历史客观来看,葬于固始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首先,回葬南安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可以的,因为郑成功近代祖辈就生活于此,葬于此。但如果站在当时郑氏人的心理去看问题的话,回葬南安是有许多不便之处的:一是因为路途遥远,不符合古人希望逝者尽早安息的思维。二是因为南安的祖墓地是让郑氏家族伤心之地,他们的祖茔已被黄梧等破坏得不像样了。黄梧掘了南安的郑氏祖坟,把郑成功的几位近祖的尸骨,“挖起者,将大杉木锯开两边,中凿孔相连,将各尸合在内,用铁箍箍上,外加封皮,沿途递解,逢郡县收狱。至福州,因差者横肆无状,威喝县官,县官悪之。以其未奉旨,通详中止。”(见清·江日昇撰《台湾外志.卷十一》)郑经所撰《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有接下的交代:“戊戌年(顺治十五年),协理五军陈尧策厚贿狱人,计脱八骸……于是年丙辰卜葬于浯江山前合葬焉。”很显然,黄梧掘郑氏祖坟,让郑氏后人撕心裂骨地痛。郑氏后人没有让八骸仍回葬原墓址,而是另卜地于浯江山前合葬。可见,就是退一步讲郑成功之棺槨再回南安,也不会被葬于石井覆船山祖坟地。三是因为郑成功率部对抗强大的清军,危势用重典。黄梧和施琅就是因此被得罪而降清的,他们下死劲地、不分死人与活人地整郑氏族人,而且同样被得罪的还有许多其他部下。郑克塽降清后,郑氏成了清廷阶下囚,若把郑成功再回葬于福建,无疑是把他置于一群怨人之中,他的后人会放心吗?
其次,郑成功生长于南安,南安是其籍贯,但他们家族是唐代从固始迁去的,固始是其祖籍,这在许多郑氏支派的族谱中都记载得很明白。康熙三十年所修《石井郑氏族谱》收有郑赞祖所撰其先人的墓志铭,其中说道:“郑之先世,自光州固始入闽。”郑克塽在其所撰的墓志中也说道:“先世自光州固始县入闽。”所以,福建学者欧潭生先生在他的文章《郑成功真葬在何方》论述道:“台湾和福建没有郑成功的真正陵墓……郑成功的灵柩被施琅献俘北京后没有运回福建安葬,而是悄悄葬于河南固始郑氏祖籍地。”
最后,在固始发现郑成功墓葬,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事情有点突然和难解,但这决不是偶然的逝者姓名巧合之事,而是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处郑氏祖茔地,不是近世才置而是古代就有的。上世纪70年代平整丘墓时,还在郑成功墓的近处,发现明朝正德十六年进士、大理寺评事、都察院佥都御史、保定巡抚的郑重母亲谢氏孺人的墓葬,其《墓志》石今仍保存在固始县文管局。
后来,这片祖茔地中的牤牛地因在清代埋葬了郑芝龙父子,而被称为“犯官之地”。据说,黄梧于顺治十八年五月上奏,言郑芝龙被羁縻在京师,其子郑成功贿赂商贾,南北贩运,与父郑芝龙时通消息。同年十月,郑芝龙的家人伊大器又向官府告发郑芝龙“与其子功(郑成功)不时书信往来,谋为不轨”。于是朝廷遂收押郑芝龙,寻而在北京柴(菜)市口将郑芝龙处死弃市,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及孙辈们,一共11人。
郑芝龙及子孙被杀者11人是否都葬在固始,已记不得过去老文人们所谈是否提到过,一般认为犯官是指郑芝龙和他的几个儿子。前段时间,我见《固始早报》(2021年10月10日)的副刊上登有一篇张良宽先生所写的《牤牛地的轶闻》,也涉及到此事。文中记有固始县宗教局原局长张翼霄先生所述一段公案:“顺治末年,郑芝龙父子被斩于北京柴市口,后郑氏族人经朝廷恩允,将他们父子遗体运回固始郑氏祖茔牤牛地安葬。”文中还记有原分管固始县教育和少数民族事务工作的副县长陈寿同先生的话:“黄巢之乱,郑氏大批人南迁福建,但他们家族仍留有人看守庄业……郑芝龙父子死后,他的家族人员把他们弄回固始祖茔安葬,也算是叶落归根吧!”
由此,我认为,郑芝龙父子的坟墓肯定在其中,只是离他们安葬时已过了300多年了,加上有“犯官”之忌讳,当时族人不便为他们立碑,今已无人知晓或说准这件事了。
因有父兄(弟)葬于此,郑成功被葬于此便是很自然的。
至于郑经被葬于何处,以及为何南安有郑克塽所撰墓志,还有南方学者们提到在福建有多处郑成功疑冢,而且安葬郑成功时,只有次孙郑克YU(與下加土,读yu)到场,而未见承重长孙郑克塽,这些都是学术上需要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民族英雄郑成功1662年2月1日收复台湾,迄今360周年。我们要弘扬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完全统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本文系个人观点,供学术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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