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崇军情节十分浓厚，穿军装、戴军帽也成了一种时尚。尤其是那种的确良军帽，用硬纸片把帽体撑起，用手把帽顶四周捏成一道圆圆的楞，显得高高的，平平的，棱角分明，十分好看。戴在头上，英俊潇洒，帅气精神，不仅自我感觉良好，也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向父亲流露了想要一顶军帽的意思，父亲沉默不语，想了半天，就独自一人跑到菜园里，打着手电筒，忙活了一阵子，弄了一百多斤蔬菜，择好洗净，并捆得整整齐齐，第二天一大早，就挑着担子到镇上去卖。卖完菜后，他就逐个逐个地跑到裁缝铺去问：“会不会做军帽？”裁缝们听到后都感到好笑，大都摇摇头说没做过。父亲又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跑到最后一家裁缝铺，一个年轻的女裁缝说，可以。于是，父亲就按照这位女裁缝的要求，跑到布匹商店买来二尺草绿色咔叽布和二尺白棉布，满怀期冀地交到了她的手中。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父亲从裁缝铺里取回了帽子。当我放学回家后，父亲满怀欣喜地对我说：“你要的军帽做好了，快来试试。”听到后，我如获至宝，赶忙从父亲手中接过帽子。拿在手中，软软的，轻轻的；摊在桌上，立不起来，看不出帽的样子，尤其是帽檐与帽边的连接处，是用缝纫机连缀上的，不是一个整体。于是，我找来了一张报纸，想把帽体撑起来，无论如何撑，也撑不出军帽的样子；我又在帽顶周边捏，无论如何捏，也捏不出圆圆的楞。戴在头上，平不拉塌，软软的帽檐耷拉在额头上，无论如何扯拉，也伸展不起来，我对着镜子一照，简直像个瘪三。父亲看着我戴上帽子的样子，脸上的欣喜顿消全无，并显露出一种无奈和像做错了什么事的样子。为了不辜负父亲的一片心意，第二天，我还是硬着头皮戴着这顶“军帽”去上学了，谁知，我刚步入教室门，便引来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羞得我无地自容，我立即扯下帽子装进书包。从此，我再也不提军帽的事情了。

同年的秋收过后，生产队要组织一班人到平顶山拉煤，每月向生产队交30元钱，记全工分，剩下的归自己。为了缓解家庭的困难，父亲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进入腊月，奶奶和妈妈就掰着手指头算计着父亲回家的日子。她们盼着父亲带回来一点钱置办年货，孩子们就盼着父亲带回来一些好吃的。到了腊月十五，奶奶就天天跑到村口等，等到腊月二十，终于等回了父亲。父亲无精打采，神情沮丧，奶奶看势不对，就赶忙拥上前去，问是不是生病了，父亲摇摇头，什么也不说。走到家里，父亲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流出了心酸的泪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平日里，父亲刚强坚韧，脾气火暴，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硬汉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我感到十分的紧张与吃惊。在奶奶和妈妈的再三劝说下，父亲慢慢地平下气来，用十分缓慢而又沉重的语调说：“我这几个月挣来的一百多块钱全被小偷偷了！”此语一出，全家惊呆了，家里的空气也顿时凝固起来。啊！可恨的小偷，他偷走的哪是钱啊，那分明是父亲的血汗，是我们全家过年的一点希望，也是我们全家来年度春荒的口粮和孩子们的学杂费呀!沉寂了一会儿，奶奶和妈妈又安慰父亲说：“想开点，舍钱免灾，今年全家人都不添新衣服了，年过简单点，一家平安比什么都好。”妈妈赶忙从厨房里端来了一盆热水，父亲简单地洗了洗，就打开了土布包袱，拿出来一袋鸡蛋糕递给奶奶，又拿出来一顶草绿色的呢子帽递给我。我手捧着帽子，看着父亲那又瘦又黑、疲惫而憔悴的面容，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

就在这个时候，和父亲同去拉煤的邻居来了。他说，他们是前天从平顶山坐拉煤的火车到信阳的，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歇了一夜，父亲把钱装在贴身的衣兜里，早晨醒来，发现钱没了，就四处找，也没找着，父亲急得又蹦又跳，号啕大哭，寻死觅活。后来，在众人的劝说下，才稍稍地安静下来。身无分文的父亲向邻居借了十元钱，他们一起去汽车站买了张回家的车票，又到信阳市的几个商场转了转，买了一袋鸡蛋糕和一顶草绿色的呢子帽。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真没想到，一个那么威严的父亲，一个对儿子从不苟言笑的父亲，却始终把儿子的一个小小心愿装在心里，就在这样如此不堪的时候，还在想着如何满足儿子的心愿。眼泪流过了我的面颊，浸湿了我的衣服，是感激，是甜蜜，是温暖，是幸福，五味杂陈，但更多的是心疼。我望着帽子，心里暗暗地思忖着，这哪里是一顶帽子呀？这分明是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

夜晚，父亲睡了，我又拿起那顶帽子仔细端详，和的确良军帽比，颜色稍重了一些；面料稍厚一些；毛茸茸的，没有的确良军帽平滑；戴起来，很显年纪。虽不像流行的那种的确良军帽，但很像彭德怀将军们所戴的那种将军帽，于是，我便增强了戴上这顶“军帽”的信心。第二天早晨，我找来报纸撑了撑，背着书包，戴上帽子，要去上学了，父亲把我叫到跟前看了看说：“还是不太合适，和你的小脸不太相称。”我说：“这很像将军们所戴的帽子呀，更高级。”听到这话，父亲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我戴着这顶“将军帽”走进教室，虽没有得到同学们的称赞，但也没有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戴军帽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了许多男青年的梦想。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刮起了一种抢军帽的歪风，开始，大家不以为然，好像跟孔乙己所说的“读书人窃书不为偷”一样。后来，此风愈刮愈烈，弄得大家在公众场合不敢戴军帽了。但是，我一直戴着这顶“将军帽”上学、开会、看电影、逛大街，都安然无事。1977年恢复高考，我又戴着这顶“将军帽”走进了大学校门；毕业后，又戴着这顶帽子走进了工作单位。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3年我乘班车回老家过年，当车行至五里店街道时，车走不动了，我打开车 窗伸头看看热闹的集市，一不小心，头上的帽子不翼而飞了，被人当成真军帽抢走了。我要下车去追，司机说，不用追了，抢帽子的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饱含着父亲的心血与深情、伴我十多年的“将军帽”被人抢走了，令我十分心疼与不舍。再反过来一想，又有些窃喜，我的帽子真的像军帽了！

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他有些吃惊，也有些不信，我说是真的。他眨了眨眼睛，好像愣过神来，然后，又面带笑容地说：“还真的有人把你的那顶帽子当成真军帽了？”从父亲瞬间变化的眼神里，我看出了父亲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