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冰丽

徐向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29年6月,徐向前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鄂东北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大别山由此成为徐向前尽情施展军事才华的广阔舞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年多的军事实践使他的指挥艺术日臻成熟，正是在他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才能够在大别山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群雄荟萃、将星璀璨的雄师劲旅。

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1929年6月，徐向前来到大别山，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师长。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带领红军打胜仗。弱小的红军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必须从军事实践中总结经验，找出规律，运用正确的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不断取得胜利，才能生存和发展。徐向前根据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军事知识和海陆丰作战积累的游击战经验，带着大家打游击，逐渐赢得了红军战士和当地干部群众的信任，打开了工作局面。

在粉碎了“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后，1929年11月，红三十一师由300余人发展到700余人，红军积累了宝贵的游击战经验，经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共同研究，在《军事问题决议案》总结了7条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即：“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须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宝贵经验都是红军和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的经验总结。

1931年1月，红四军创建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力量已经有了大发展，从几百人发展到上万人，红军的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鄂豫皖临时特委正确分析形势，适时决定转入进攻作战，采取红军主力突击敌人的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红四军建军第一仗——围攻磨角楼，成为徐向前和红四军开展运动战，用活“围点打援”的活教案。

磨角楼位于麻城北部，是红军出入鄂东北苏区及商南苏区之咽喉，驻有敌第十三师的一个营。1931年1月26日，红四军以第十师两个团围攻磨角楼，以第十一师和第十师的一个团作预备队。意图是吸引麻城之敌出援，在野战中“出奇兵而歼灭之”。红军打援部队经3日激战，援敌溃逃，磨角楼守敌也大部被歼。此战共歼敌1000余人，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有计划地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的胜利。

但是战后，徐向前认为，“这一仗，我们等于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没赚到便宜”。他回忆道，“军领导同志有的主张既攻磨角楼，又打援敌。最后决定由军长旷继勋带两个团攻坚，我带一个师和另一个团作预备队，相机攻城或打援。结果攻坚部队伤亡很大，不得不把预备队的力量陆续用了上去。这时，麻城敌四个团来援，我去组织打援时，兵力有限，仅歼灭敌五百余人；磨角楼虽被我攻克，但战果是不理想的。”总结磨角楼之战，他指出，“如果我们一开始用个把团围点，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在野外打援，待吃掉援敌后再解决点上的敌人，那就好了。打仗，最忌平分兵力，不讲战术。磨角楼之战就是教训。”

通过总结磨角楼战斗的得失，鄂豫皖红军用活了“围点打援”，在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的作战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特别是苏家埠战役，成为鄂豫皖红军“围点打援”经典战役，总计歼敌3万余人，其中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18000余人，缴获步枪15000余支、机枪250挺、炮44门、电台5部，还击落敌机一架，取得了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的空前大胜利，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罕见的大胜利。

坚持真理敢于斗争

敢于同错误方针作斗争，坚持正确的指挥，是对红军指挥员党性和品格的严峻考验。1931年5月下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急需解决的是军事方针问题。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大量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反动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对鄂豫皖根据地暂取守势，这是红军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在根据地内部经费开支及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同时，皖西的商南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成为根据地东西之间联系的严重障碍。

这时，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已经成立，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军委组成不久，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军长旷继勋，曾中生任军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十三师师长。红四军领导人向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扫清商南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遭到分局和军委否定。6月底，分局召开扩大会议，经激烈争论后，决定红四军主力南下。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讨论红四军具体行动部署又发生了分歧。最后，张国焘决定，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红四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南下作战的深入动员，部队士气十分高涨。此时，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

7月中旬，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南下的五个团，由商南向东南进发。8月1日，攻克英山，南下首战告捷。红军攻占英山县城后，在研究下一步行动时，徐向前认为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行动部署是极其冒险的。红四军领导人“估计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到立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红四军最后决定南下，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一面进据蕲、黄、广地区。

8月3日，红四军军部率四个团向南进击，部队到达蕲春县境后改变部署，进占蕲水，继克罗田。19日，红军两个团乘敌不备，全歼进驻蕲春北漕河镇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30日，敌徐源泉第十军以四个团进据洗马畈地区，进行“截剿”。9月1日，红四军集中兵力发起猛攻，歼敌三个团的大部，红军连战皆捷，从而形成了威逼蕲春、武穴、黄梅，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的大好形势。

红四军主力南下一个月，占领英山、蕲水、广济、罗田及沿江一带,消灭敌人七个团以上兵力，缴获步枪4000支以上，迫击炮28门，机关枪26挺，无线电一台，俘虏敌人5000多人，有效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同时，缴获和筹集银圆7万块、黄金20余斤、白银1600余斤和南下部队的全部军衣，缓解了红军和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实践证明，徐向前和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灵活处置，作出红四军南下的决策是正确的。

用好“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

苏区是贫苦群众的天下，苏区群众都知道红军是为穷苦人打仗的。红军与敌人作战的时候，每到一地即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亲切慰问。根据地群众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徐向前总结到：“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广大的群众站在红军一边，就使敌人的压迫和欺骗无处施展，敌人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置敌于死地。有了群众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在战斗中，红军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敌人周围散传单、喊口号、打岗哨、设疑兵、插红旗，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断绝敌人的交通，群众纷纷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慰问队，帮助和支持红军。如攻打新集的战斗开始后，红四军数次强攻不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红军经过半个月的土方作业，开挖了一条长约四五十米接近城堡的坑道，然后将装填黑色火药300斤的棺材从坑道推到寨墙下引爆，将坚固高大的寨墙炸开一个丈余宽的缺口，红军从缺口冲入城内，歼灭了城内的豪绅地主和反动武装1000余人，解放了新集。在双桥镇战斗中，附近广大群众纷纷赶来支援红军作战，冒着枪林弹雨把饭菜、茶水送到前线，后方的妇女救护员，帮助清洗、包扎伤口，为伤员喂药、喂饭，军民亲如一家人。当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前来参战的地方武装和群众，布满各个山头，呐喊助威，杀声震天。敌人心惊胆战，纷纷缴械投降。再如，红四军南下作战，在漕河镇、洗马畈两次激战中伤亡近千人，全部被群众及时运往红山，少共皖西北特委积极发动青年参军、支前，从7月28日到8月20日的23天中，参加红军的2166人，支援红军粮食128石、鸡蛋2841斤、鞋袜4464双、银圆250块，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成为红军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坚强保障。

徐向前在鄂豫皖工作期间，从不以党中央派来的干部身份自居，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工作中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不埋怨别人，没有官架子、特殊化，赢得了战士的信任，和大家打成一片。

徐向前在大别山军事实践中形成的善于总结规律、敢于同错误方针作斗争、重视群众战争等工作原则和方法，告诉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认真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正确作出决策。只有紧紧依靠群众，把群众当成亲人，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推进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