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峻峰

（接上期）

三

沈凡在回顾自己一生创作时，不断提到1961年12月在《河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定意义上被他视为是自己的处女作。那是一篇人物特写，今天来看也可归类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因为后来他就是据此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就是1963年6月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头版的《好校工》，长达4000余字，并迅速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事实上追溯起来，他发表文章最早是在1956年，那时他才15岁，文章发表在《信阳县报》上，是一篇通讯，他也把此视为处女作，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细究，这里有一个对“处女作”定义和理解的问题，还有发表的刊物和体裁问题。比如我们常说的处女作，一般而言是指一个人初次公开发表的作品，多用于文艺创作方面。沈凡在《信阳县报》上的文章确实是他“初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但那是一篇“通讯”，且《信阳县报》未必是国家公开批准发行的出版物；而沈凡在1961年12月《河南日报》上发表那篇“人物特写”时，之前的6月他还在《河南日报》上发表过通讯。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所指一般都是文艺创作作品，那么沈凡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应该是《文汇报》发表的报告文学《好校工》。

谈及创作，最早的《信阳县报》的文章，还有少年时写下的短文、小诗、片言、警句，都是懵懂的，无意识的。往上追溯，让他记忆至为深刻是在1959年，他被“挖”去青石桥学校任教，他在《河南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杂文，竟是他当年小学老师宋河清写的，这让他莫名激动；发表这篇杂文时，老师正在河南大学上学，沈凡说，“这篇文章是我一生中罕见的一道‘灵光’”，有力地震撼并击中了他，“照彻我的心扉”……人的某种才能和天赋，今日想来，仿佛是灰烬里的火、地壳下的岩浆、井下的煤，最初大多都深埋在生命中，或被岁月遮蔽及掩盖，以致沉寂，许多有异质的人，终身都不能得以触发、唤醒、闪现和发光。这可能需要一个外因或者契机，仿如山中落果、冬眠的生物，等待风，带着春的消息吹来；等待巨雷和电光，轰然炸响；等待命门和灵窍，被轰然打开。如此再往上追溯，那就更早、更多，喜爱文化的祖父、热心演艺的父亲、乡村书法家，劳动号子、山湾民歌、奔跑的小兽、鸣唱的飞鸟、四季变换的景色，以及和奶奶走夜路的白月光，都带给他诱惑、未知，别样的感受和快乐，那就是深埋在体内的落果，有着对光照、暖风、雨水、雷电的强烈渴求和敏感，哪怕是细微的，一隙、一丝、一缕、一滴，刹那间的，都是心灵的惊蛰和开化。

沈凡五年级的时候，可能是缘于父亲乡村演艺家的名声，学校成立腰鼓队，他就被老师选中了，还作为三个“骨干”学生之一，被老师领着去很远的王家岗完小学习文艺节目，学得怎么样都忘记了，后来演得怎么样也忘记了，但王家岗的那几个文艺尖子生，可是成了他一个时期的崇拜偶像，让他对文艺有了一种“沉迷”。后来在十多岁的时候，遇见了会拉琴的陈老师。按现在的认识，那时可能正是他的少年叛逆期，每天背着书包看似到学校了，其实和一帮伙伴窜进大山里玩去了。父母找，陈老师找，甚至把他强硬抱回家去，甚至与之扭打，用武力把他“押送”回学校。没用的。陈老师就把沈凡领到了自己的家里，从墙上取下一把二胡，这是沈凡第一次认识二胡，陈老师把琴递给沈凡，叫他拉，他就拉了几声，杀鸡一样难听，但那二胡发出的声音，瞬间震惊了他，征服了他，柔软了他，狂躁的少年眼睛里放出光，从此变得安静，并在此后与陈老师的学琴中，心灵与音乐产生了奇妙的“共振”与“和鸣”，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许多年后，沈凡成为音乐老师，一批音乐作品发表、演唱和流传，成了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陈老师当时想不明白，其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疑疑惑惑的，倒是相信了，他或者有着非同一般的艺术潜质和天赋。

但他最终并没有走音乐之路，而是选择了写作。说来起因还是在青石桥完小他看到自己的老师在《河南日报》发表的那篇杂文，以及顿时在他心上闪现的那一道“灵光”。他当即抱定，有一天自己写的文章也要刊登在《河南日报》上，他其实已经有了当作家的梦，只是那时尚不明显，也不确定。人有了目标，就有了信心和力量，不遗余力，不回头，果然，灵光再现，奇迹发生了。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写的文章就刊登在了《河南日报》上，而且连着刊登了两次！

手写的文字变为铅字，名字印在报刊上，这“发表”本身，给每个最初的写作者都是天大的幸福和鼓舞，一朝花开，春潮带雨。世界上许多作家、名作家、大作家，一些人都是因为自己的文字变为铅字，而确立了写作的志向和信心，并坚持了下来。作品被刊登发表，就是我们所说的光照、暖风、雨水、雷电，既是外在的肯定和激励，也是自我的确认和发现，也许一个作家和天才，就此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带给这个世界惊人的审美创造和永恒的伟大经典。

沈凡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当他由此选择并决定来写作，当一个作家，且初见成效风头正劲时，他才发现自己并不知道写作是什么，不知道与写作相关的经验、经历、时事、环境、体裁、手法、形式、内容、风格、流派、虚构、象征、借鉴、扬弃等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他还不会“写作”；他的所谓写作，几乎是应景式的，即时性的，权宜性的，完全没有短期或长期的计划和目标，也没有自己清晰的主张和观念。于是组织安排，配合形势，跟随模仿，或即时即兴为之，他写过广播剧、歌曲、对口词、快板、儿童文艺作品。还没弄清咋回事呢，接着一场文化大革命来了。沈凡也是迷茫的，配合形势和任务，编写一些文艺节目和作品，时有发表和演出，枯燥乏味，再无兴奋，他认不清现实，看不清未来，他觉得他选择写作、当作家，是否错了，找不到主题和表达，找不到存在和价值；今天看来，那时及其之前，真的，他的写作，大多都算不得“写作”。

毋庸置疑，他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该是始于“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到信阳地区文教局戏剧创作室，后被任为创作室负责人。那时是改革开放初始，人民欢欣鼓舞，国家欣欣向荣，思想大解放，文艺大繁荣，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尤其文学，包括戏剧，几乎每出现一部作品，就引起全国性的尖叫和轰动。所形成的这种“文学现象”，即我们说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亦称新时期文学。世界被打开，国外的思潮和文学艺术作品也开始涌进来，思维与视界也随之被打开。乱云飞渡，乱花迷眼，沈凡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写作，循序渐进，重新审视和定位，寻找突破。那么哪里是承载自己写作的大地，什么才是你写作的本根和资源，何谓优秀传统，观念创新，何谓他山之石，自身优势，何谓本土文化，中国精神，还有写作者自身的生性和个性，特质和素养差异等等，他在思考，痛苦思考，辗转反侧，但他也在尝试、进取、迈进，付诸行动。今天回过头来看，抑或说是据其一生创作实绩和成果来带有“总结性”的看，千万字，体裁多样，题材庞杂，但还是清晰地看出，剧本创作和儿童文学是他最重要也是最具价值的两翼。我们来简单列个目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