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然

我的祖上曾阔过，可到我记事的时候，祖上阔过的唯一见证物——三间青砖立柱灰瓦屋已归集体所有了。据我父亲后来讲，这三间青砖瓦屋只是我祖上建的“九间大楼”的一部分，“九间大楼”的其余六间仅剩地基可觅。这劫后余生的三间大屋原用作生产队的仓库，后来不知在哪一年，仓库又改作了教室，本村庄和邻近村庄读一二年级的学生就在这教室里上课。我小学的一二年级，就是在这“祖业”里度过的。 20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大队(相当现在的“村”)虽办有学校，可校舍严重不足，小学一二年级都设在较大的自然村庄里，由一位教师执教，采用“复式班”的形式授课。我的启蒙先生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先生——李永显先生。如今回忆起来，他出身于私塾，学识应该很有限，而且不会汉语拼音。一年级时，他不教我们拼音，直接教我们识字，许多常见字的读音后来知道他都教错了，可他的脾气却甚好，几乎没有打骂过我们，这在那个年代的教师中，是很少见的，所以虽然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不是很亲近他，但也不怎么畏惧他。 他那时五十岁左右，身体不怎么好，要教一二两个年级的四五十名学生，一周要上六天班，一天要上七节课，应该是非常累的，所以记忆里，完全没有他站着上课的形象。他似乎总是坐在黑板前的中间高凳子上给我们上课，需要板书时，他就先左后右转着身子板书。我们两个年级的学生，一年级的在前，二年级的在后，都坐在三间大教室里听老先生给我们上课。一节课分为两个时段，上个时段他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二年级的学生自习；下个时段他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年级的学生自习。所谓的自习，或是写作业，或是默读课文，或是坐在桌位前发呆，只要不出声就行了。老先生尽管不严厉，可那时的孩子虽然因为自由惯了而特别顽劣，但对老师却是敬畏有加，拿老师的话当圣旨，所以课堂上的纪律很好，两个年级四五十名学生在一起上课，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相互打扰的地方。老先生授课没有课程表，高兴上语文就给我们上语文课，高兴上数学就给我们上数学课，特别高兴时，偶尔也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他上体育课很特别，既不整队，也不收队，只是说一句：“这节上体育课。”我们就高兴得大呼小叫地冲出教室，跑到教室前面一块天井式的平地上自由自在地尽情玩耍。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跳绳的跳绳，拣子的拣子，丢手绢的丟手绢；我们男孩子要么斗鸡，要么玩官兵捉贼，要么练摔跤。老先生把黑板前的那张高凳子搬到教室门前，自己坐在高凳子，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看着自己的学生高高兴兴玩耍，等到他觉得大家玩好了后，才站起身喊一句“上课了”，我们再蜂拥进教室里上课。 因为复式班办在村庄里，教室里的学生大多是同一个村庄里的伙伴，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甚至常坐在一起学习，所以彼此间大多相亲相近，相互照应，很少有打架相骂的。如今忆起那时的细碎旧事：春季里放学后结伴打槐花、打猪草；夏季里放学后和泥巴抹桌面(那时我们的课桌是泥巴桌)，在土墙洞里掏蜂子；秋季放学后拾冬柴，捣鸟窝；冬季在教室里烧火烤，打教室檐口处的冰吊子……还依然觉得非常亲切。 我在复式班里读完一二年级后就到大队办的学校里上学去了，那三间高大的教室，那和气的老先生，那少年时的同学，和我渐行渐远。八十年代后复式班被撤了，生产队也解散了，那由我祖上传下来的、因历史原因而充了公的三间青砖灰瓦房后来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经时间的风雨冲刷，昔日书声琅琅的读书地，如今荆棘丛生，连墙基也不可寻了。我那和蔼的老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作古了，他虽然学识有限，却是那个时代农村的文化人，正是他们那一代民师，撑起了当年农村教育的大半个天空，正是因为有他们在，文化才能在农村薪火相传，才有无数的农家子弟由农村走向了城市，他们是农村教育的刀耕火种者。给我启蒙的老先生在村庄里教了大半辈子的复式班，走时寂然无声，我是在他走后许久才听人说起。这么多年了，我从没忘记他，我对他永存感激之心。和我一起读复式班的年少同学，如今能记起名字的已经屈指可数了，就是这可数的几个人，也只是留存在记忆里，在现实生活中，早已没了交集，我和他们，各在各的一方角落里，过着自己的日子。时光如流水，带走了一年、一年、又一年。 许多宛如昨天的往事，蓦然回首，却已是远隔了千重山，万重水。“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偶尔回到村庄，从曾是教室的那片荒园经过时，我还会常常想起自己年少读复式班时的故人，故事，故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生活的一切经历，都不可能复制，可我的启蒙老师——李永显先生，永远显活于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