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末，我从商城县丰集人民公社广播站调入县广播站做编辑工作仅仅月余，即被县委宣传部选派到县委统一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县北部的上石桥公社工作较后进的杨寨大队。

那年，我23岁，身份尚属临时合同工，与县委宣传部副科级秘书魏道顺（当时50岁左右，我称他魏叔）一起，同住杨寨大队邵夹道生产队一邵姓人家，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时称“三同”）。这个生产队共20余户人家，除了两家有特殊情况的户上不安排驻队干部吃饭，其余农户轮流给我们管饭。那年代，社会大环境风气好，干群关系也较为密切。我和魏叔每天都固定在房东家吃简单的早饭，中晚餐不管轮流到谁家去吃，人家每次都把房里屋外收拾得干净整洁，饭菜都尽力做得好于平时，那种对干部的朴实感情与真诚，常常令我感动，乃至时有愧意。尽管我们当时都严格执行规定，每天在社员家吃完两顿饭后坚持必交4角钱、8两粮票，但内心总存歉意。大约是入队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和魏叔在生产队长老彭家里吃饭，他的妻子早早就做好了饭菜。我们到其家中一坐下来，她就给我们俩分别端上一海碗挂面，香气四溢。我用筷子挑开碗面上的一层挂面，见下面尽是香喷喷的腊肉和炸鱼块，那种待我们如贵客的厚道热诚，让我顿时怦然心动，眼眶里潮湿湿的。只见魏叔很快起身去找过来一只碗，把自己碗里的肉和鱼夹出一部分放过去。就在那个瞬间，魏叔的这一小小举动，如一记小锤，一下子击动了我的心弦，牢牢地刻上了我的心坎。

工作队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后，杨寨大队很快吹起农业学大寨活动的东风，组织社员群众兴建水库，兴办梯地小林场，修整灌渠，扩修塘堰，开辟水稻、小麦连片高产农田。一处处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沸腾，社员们的干劲热火朝天。同时，我们还引导大队及各生产队从实际出发，努力发展集体工副业。我们工作队员不仅白天与社员们一起投入生产劳动，夜晚还要召开各种不同的会议。有时候，往往在公社、大队开罢了社队干部会，返回后又要组织或参加所驻生产队的社员群众会，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当前的形势任务，开展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教育等。有个初夏的夜晚，魏叔和我在公社机关开完会，他让我立即回生产队去再开会。在从公社驻地往所住邵夹道生产队（相距5里地）返回的路上，两边都是正在成熟中的小麦畈田。微热的一阵阵夏风里，挟着一缕缕的成熟小麦的清甜气息，扑鼻而来，让我惬意满胸，全然消退了一天的劳累，脚下轻快如风，欣然哼起了小曲儿。正在我放开步子，越走越快的当儿，远处的山冈上传来了几声清亮的“咯—咯—”的野鸡叫声。待此声音过去，我再快步行走时，突然感觉到身后像是有人跟着“扑踏扑踏”的走路声，我回头一看，不见人影儿。再抬步一走，后面又响起刚才同样的声音。我当时被吓得头发都一根根地立了起来，全身陡然惊起了鸡皮疙瘩，那是我从小以来自己走夜路感到最心悸的一次。好在恰巧此时，前方出现了一道手电筒的亮光，我正要喝问是谁，立刻听见了彭队长的熟悉话音，他说：“曾站长（这时本不是，而队干部、社员们都习惯尊称个职务），我想到你们去公社开会回来可能要晚了，就过来迎迎！”我的心情顿然安稳下来，而且升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当我走进生产队会议室时，屋子里坐有近40人，看上去都依然精神振作，正在认真地听着会计小邵宣讲《大寨精神四句话》的内容。我一看台前桌上小闹钟的时针已指向“9”，就接着向社员们简要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然后又教唱了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待散会回到住处，刚躺下几分钟就扯起呼噜入睡了。今天想来，那样的时光里，真可谓年轻不觉累滋味，身心愉快苦亦甜呀！

那时候，商城县中北部农村积极贯彻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八字方针，学习南方实行双季水稻种植。当抢插二季稻秧的时候，适逢酷热难当的伏天，社员们几乎都是拼着命地抢天夺时，天亮五点下田，直到晚上七点多（午间送饭下田）抬脚上埂，一整天下来，那真是腰酸腿痛肚子空，衣服汗渍一层层。在忙于节骨眼的一天正午，大队党支部书记高新乐兴冲冲地跑来田埂上喊我说：“曾站长，你念一首关于插秧方面的诗给我听听，再用半天时间帮我写一篇简短的讲话稿好不？”我很快明白了高支书想让我休息一时的好意，便直起身来向着他大声背诵了五代后梁时期契此和尚的《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随后，我利用夜晚时间为高支书及时赶写出讲话稿，又同男女社员一样地天亮下田，日落收工。有一天，可能由于连日的高温与高强度劳动，我的后背上被毒日头曝晒起满了明溜溜的红水泡，夜晚只觉火烧火燎般的疼痛，随后便高烧病倒了。魏叔见了，着急得皱紧了眉头，立即找人请来了医生给我解暑治疗。我从迷迷糊糊的发烧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坐在我床前的魏叔那副焦急的神情。他连忙伸过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试感退烧的程度，那种真诚的关切，令我异常感激。

这年的冬月底，下了一场大雪，化雪后的第三天，刮着嗖嗖的东北风，天气特别寒。魏叔接到通知要回县里参加会议。而这天通常每日一班的公共客车直到午后一点多还未露面，魏叔将手一挥，若无其事地对我说：“你也该回去一趟了，咱们一块走吧！”那天正是天寒地冻，我们走路的步子虽然不快，但我也曾几次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差点摔倒的魏叔。其间，他非常和蔼地对我笑了笑说：“庆棠啊，去年初冬时，我和新华书店的支部书记一起去你们丰集公社搞调查，那时就发现你是个爱写肯干、勤奋上进的年轻人，后来向部里汇报时就介绍了你，加上县广播站正缺少编辑，所以就把你调入县广播站了。”我们边慢慢走边缓缓地交谈，一点儿也没觉得路途远了。从上石桥公社驻地一直走到县城，一气儿走过了17公里的雪窝冰碴子路，身上出了几阵子汗。

1977年的五六月间，我们如期结束了驻队生活，回到了各自的原工作岗位。

2021年元旦前夕，我再次通过当年一同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老队友金华元同志的反复联系，找到了魏叔的家人。在我立即前往魏叔家看望他老伴梅姨（已86岁高龄）时，老人家告诉我：“庆棠呀，在你临退休前专程看望你魏叔后的当年秋末，他就因患脑梗死病走啦！”

那一刻，我愕然，戚然，岁月啊，何其冷峻！

一时间，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溢出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