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辉

绵延千里的大别山，是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在此诞生，红二十五军在此重建，红二十八军在这里改编。参加长征的4支红军部队，有两支源于此地。

从建立党组织到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区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红旗不倒。数十万大别山儿女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新县箭厂河乡竹林村的山丘上，赫然耸立着一座纪念碑：鄂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吴焕先、戴华堂、肖崇善、石生财、詹以贤……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一串串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学生、与吴焕先共同创建鄂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组建了鄂豫皖地区首支革命武装力量、担任黄麻起义“尖刀队”队长的戴华堂，功勋卓著，铁骨铮铮，却鲜为后人知晓。

戴华堂，1901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代畈村一个普通农家。

添丁加口本来是喜事，但对于饥寒交迫、常年连饭也吃不饱的戴家来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戴华堂就这样在半饥半饱、吃糠咽菜中度过了童年。虽然生活困难，父母却盼着家里能有个识文断字的人，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几经商议后，决定让戴华堂上学念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举行，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回到武汉，以武汉中学、黄冈中学为基地，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积极分子，继续建立和发展湖北的党组织。

那时，董必武是黄冈中学的校董事，戴华堂正在这所学校念书，而且董必武是他的教员。

戴华堂非常崇拜董必武，他从董必武那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终于弄清楚了他困惑已久的问题：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血气方刚的戴华堂心潮澎湃，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老财，让受苦受难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在董必武的影响和教育下，戴华堂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元宵节，在家过节的戴华堂和弟弟戴清堂讲起学校的新鲜事和革命道理，说到激动处，情绪激昂，声音越来越大，不料被父亲听到了，遭到父亲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小孩子家要专心读书，什么革命不革命的，叫人家知道了是要杀头的……

戴华堂明白，要闹革命，必须动员更多老百姓参加，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做父亲的工作，让他明白革命的道理。听了儿子六个多小时义正言辞的革命道理后，父亲沉默了，认为孩子说的句句在理，就没再多说什么。

父亲默认了戴华堂的革命行动，甚至把戴华堂讲的道理转述给乡亲们听：穷人并不是穷命，不是生来就该吃苦受罪，富人也不是生下来就该享福，只要穷人一条心，就能把地主打垮，过上好日子。

戴华堂和父亲的革命活动触及到了当地恶霸方晓亭的利益，方晓亭带人捆绑了他的父亲，并动用私刑严打拷问，要挟戴华堂交出组织秘密和人员名单，立即停止革命活动。戴华堂不从，方晓亭便将其父亲残忍杀害，并让人将头颅送给戴华堂。见到方晓亭派人送来的父亲的头颅，戴华堂嚎啕大哭： “是我害死了父亲，是我害死了父亲……”

然而悲痛之后，戴华堂没有因为父亲的被害而止住革命的脚步，相反，他变得更冷静，也更坚定。

为了便于宣传革命思想，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戴华堂呕心沥血创办了箭厂河邬冲小学。学校白天供穷人的孩子学习文化知识，夜晚却是传播革命真理的课堂。

刚开始，一些思想顽固的老乡不愿意到校学习，戴华堂便挨家挨户动员，给他们讲理说情，引导他们到校听课，发展他们参加革命或支持革命。经过戴华堂的不懈努力，一些人转变了思想，表示愿意说服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此时，入党后从武汉青年研习所学习回来的吴焕先，也在积极地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吴家和戴家原本就有亲戚关系，吴焕先、戴华堂俩人一见面便谈得热火朝天，党员串联很快完成，戴华堂、吴焕先等人经常在箭厂河西南方的竹林村竹林巷的山丘上进行秘密活动。

1926年秋，上级党组织要求成立党小组。戴华堂、吴焕先等5人在竹林巷的山丘上集会，秘密成立了党小组，吴焕先任党支部书记。次年2月，戴华堂、吴焕先等人在山丘的松树上挂起党旗，带领第一批党员庄严宣誓，为当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戴华堂、吴焕先的革命活动触动当地劣绅地主的利益，气焰嚣张的方晓亭及另一地主头子石子谦对党员和进步群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当地党组织遭到极大的摧残。

继戴华堂父亲被害之后，吴焕先的父亲、大哥、大嫂、小弟等亲人也先后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面对此种形势，戴华堂、吴焕先等人审时度势，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果断对方晓亭、石子谦等劣绅地主进行反击，收缴了他们的财产、田地，并将收缴的财产、田地分给了当地贫苦百姓。

一时间，共产党备受贫苦百姓的拥护，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1927年11月3日，中共鄂东特委在七里坪召开农村党团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决定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首先夺取黄安县城。同时，会议产生了以潘忠汝、吴光浩、吴焕先、戴季英、戴华堂等人组成的起义总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会议详细研究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大家针对起义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献言献策，各抒己见。

讨论中，戴华堂的发言引起了起义总指挥部的重视。戴华堂认为黄麻起义是农民起义的里程碑，意义特别重大，攻打黄安县城，不但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而且还要有一套战略战术。他建议成立一个尖刀班，起义前潜入黄安县城，搞清敌人的兵力部署，袭击敌人的指挥机构，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里应外合，策应攻城的战士们，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并自告奋勇带领尖刀班。起义总指挥部同意了这个方案，任命戴华堂为“黄麻起义尖刀班”班长。

起义前夕，戴华堂、吴焕先等人回到箭厂河，深入各村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向穷苦农民讲解共产党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经过秘密动员，箭厂河各乡村积极开始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

按照部署，戴华堂同时负责绘制作战地图。他多次进出黄安县城实地查看，还对起义队伍经过的每一条沟、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子仔细观察，画了两天两夜，终于绘出了一幅清晰的作战图。

1927年11月13日凌晨，鄂东特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战前紧急会议，决定以黄麻北部的农民自卫军和箭厂河的三堂红学为骨干，成立了千余人的攻城突击队。

14日黎明，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打响了。埋伏在北城门附近的戴华堂带领尖刀班手持大刀，突袭北城门内的敌兵。混战中，戴华堂一只胳膊被砍伤，他忍着疼痛，咬着牙关，协助尖刀班的队员迅速打开了城门，攻城突击队快速攻入北城门，消灭了防守北城门的敌兵。之后，攻城农民武装一拥而入，直取县衙，将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城楼。

“黄麻起义”又称“大别山农民起义”，它揭开了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序幕，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到了先导作用。

1927年11月18日，黄安县城召开了庆祝黄麻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同时宣布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后因敌人重兵反扑，敌强我弱，解放了21天的黄安县城又陷敌手。

敌军重新掌控黄安县城后，四处捕杀农民革命军，鄂东军从黄安县城突围后，吴光浩、戴克敏、戴华堂等人一直转战在大别山腹地箭厂河附近，后接上级党组织通知，决定让戴华堂等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大部分力量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活动。

国民党第十二军进犯黄麻起义区域后，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惊天惨案，与戴华堂一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詹以贤、毛国兴等人被陆续被杀害，戴华堂也多次遇险。他按照组织要求，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作为核心工作，努力发展和壮大革命队伍。

“共产党员、红军战士戴华堂同志，在1928年被敌人俘虏后，手脚被钉在墙上，但是戴华堂同志坚强不屈，仍高呼‘共产党万岁’。”被誉为“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红旗”、电影《五更寒》里“刘拐子”的原型刘名榜在回忆录里这样追忆戴华堂。

从“入校受教”到“秘密入党”， 从“打劣绅、斗地主”到“办红学、分田地”， 从“黄麻起义”到“肃反夺命”，无数事实证明了戴华堂有着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使命、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