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写作，我通常会陷入沉思，如何确认它在我前半生所起到的作用？在我于命运狭缝中匍匐前进、于生存藩篱中突围超越的过程里，它到底有何价值？

我借道文学创作之路走出贫瘠闭塞的世界，在现实社会早已不可复制了。没有人会相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初中毕业后一直种地、放牛、打工、流浪的乡村孩子，可以凭借浅薄的文学创作打破沉重厚实、几乎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城市中踩出一条小尊严、小富足、小安逸、小自主的人生道路。

自从以少量变为铅字的文学作品打动到县乡接兵的老排长，意外进入军营开始，我持续着在艰难的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徘徊向前的姿势，写出了多部长诗三部曲和近百组组诗，一部一串脚印、一组一次超越，最终基本上都分别在《星星》和《诗刊》这两家中国权威诗歌刊物上得以发表，并且半数以上的长诗都发在了头条、重磅、推荐等重要位置，十分顺利地获得了十余项正规的省部级纯文学奖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在本乡本土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标志。因此，也似乎超出了个别文人的预料，偶尔会遭遇一些怀疑，甚至于被攻击和举报为假冒“文坛高手”，但这并不影响此后一路的“高歌猛进”。文学创作也基本成了我生命的标签之一，自己揭不掉，残酷的现实生活同样也无法再抹去。

可事实上，也仅此而已，除了那些只有专业作家才认识的奖项，以及七八部还算好卖甚至偶尔遭遇盗版的个人专著，文学创作给我带来的有限收入，似乎还不够买上一套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平时的稿费基本上也就是几十几百，稀稀拉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是在部队医院工作，如果不是在市场开发和形象宣传这么稀缺的岗位，如果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爱岗敬业，如果不是有一个中级军官的薪金，如果不是单位提供了相应的住房、生活保障，我确信自己这二十多年来，根本无法保持这种勉强算是接近小康的生活水准。当然，这并不是写作的问题，而是我的写作远远不够专业、作品不够档次的问题；反过来，我也十分明白，即使有一些专业能力和创作成果，也远远不能够支撑如此现实而沉重的生活。

最后，我想到：文学创作也许是我生命中的一种媒介，它本身分量并不大，却是起到了融媒和催化剂的作用，极大地重塑或改善了我的命运轨迹。仔细想一想，也许真的是这样吧——因为持续写作而保持了纯粹和激情，因为持续写作而规避了仕途风险，因为持续写作而不断读书学习，从而也相对地促进了工作，能够不断地得到一任又一任领导和同事们的理解和认可，才有可能在这大浪淘沙般的营盘里，稳稳地呆了二十七年。

这中间，文学创作也曾一度介入过我的工作。诗性的文字、活跃的思维，在我从事的宣传报道工作上起到了升华的作用。入伍之后，上千篇多少带有诗意和文学气质的新闻作品在全国全军内外媒体畅行无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央视新闻联播先后都上过头条，有上百篇新闻作品获得过全国、全军、省（军区）、联勤部和各报刊新闻奖，因此而立功受奖无数，在年龄、学历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曾经连续两次提前晋升。因随济南军区野战方舱医院到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写出了长诗《天堂云》，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鲁迅文学院研讨首发，受到一线评论家的高度认可，发行和获奖都破了纪录，被誉为当代长诗创作领域的重要突破。

2016年底，随着新一轮改革整编大潮的涌起，我从军队退役，选择了自主择业，基本上定格了人生底片：领一份聊可糊口退役金，返聘在原单位原岗位继续工作，虽然周围领导和同事们变动不大，但相对于以往的人生，还是一下子空旷了许多。此时，我盘点一下前半生，生活早被打下了浓厚的文学烙印：朋友差不多一半都是作家、诗人和与文学创作相关的人；家中最多的是一垛垛旧书，大多都是文学书刊……持续了三十余年的创作之路，此时明显地面临着再出发的期冀，也似乎需要给它一个稍微明确的交代了。

紧接着，随之而来的四十八岁本命年，为应对短暂的肉体病痛和精神躁动，文学创作再次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拉我进入了新的人生空间——这一次，我是应该重新确认一下写作对于我自己的价值了，下半生依然无法丢掉的东西，似乎应该加倍珍惜。恰巧，前日媒体公示，我被评选为十一名“信阳文化名家”之一，这是一方水土开始给予一个本土作家相应的荣誉与尊严了吗？我相信，在这下半生，文学创作对于我，不是贬值，而应该是整合“上市”，成为新的原始股，希望它能够小涨一把，为家乡增添一点点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