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儒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正当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同时，我们迎来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85周年的日子。85年前，红二十五军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历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使命和任务，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二十五军从初建、长征，到达陕北，跨越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八万余人，同时剿灭大量地方反动武装。艰难曲折的斗争、失败和挫折的教训、胜利和成功的鼓舞，使这支弱小的队伍发展成为骁勇善战，拖不垮、打不倒、具有顽强战斗力的工农革命武装，谱写出大别山精神的壮丽诗篇。

一、始终胸怀全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红二十五军的斗争胜利,依然离不开党的领导。从初建到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领导,大多数是省委的成员,或者是省委的主要领导者，省委对部队实行直接领导。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决策,军队领导执行。省委和军队的领导,在斗争中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具有较高的领导才能和斗争艺术,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这对于红二十五军的成长发展,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坚持,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胜利,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七里坪战役和中心区保卫战遭受失败之后,红二十五军兵力损失过半,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摧残。省委和军领导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自觉地纠正错误,转变斗争方针,恢复局面。以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全局观念,带动了根据地的全体军民,把武装斗争顽强地坚持下来。在鄂豫皖时期,多次派人或写报告,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后,毅然率部离开根据地,孤军远征。长征以后,千方百计寻求中共中央的信息和指示,力图策应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省委和军领导始终胸怀全局,深谋远虑。吴焕先曾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架电台,能得到中央的指示。”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得到中共中央关于战略转移和创建新根据地的指示后,能够从实际出发,正确决定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时机和方向,正确选择创建新根据地的地区。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消息之后,毅然作出了西征北上的正确决策。没有这两次决策,就没有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红二十五军也就不会对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起到战略性的配合作用。

二、始终坚定信念，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多次转危为安，是因为这支队伍始终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动摇，不畏失败和挫折，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频繁的作战行动中,能抓住空隙、及时总结斗争经验,检讨得失原因,分析当时形势,提出新的任务,迅速调整自己的力量,改变斗争方法。在作战上,选择有利的时机和阵地,扬长避短,避实击虚。这些战术都运用得非常自如,因而屡获胜利。在挫折和失败时，能吸取教训，转变战略战术,使斗争得到转机。

红二十五军根据游击战、运动战的特点和具体情况,采取的战术手段是灵活多样的。运用最多、成功率最高的是袭击和伏击。当发现孤立、薄弱或疏于戒备之敌时,立即以袭击手段发起突然猛烈的进攻,歼敌后迅速转移。如长岭岗、杨家店等战斗。有时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和调动敌人,或者为了筹集粮食、物资,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出其不意地进攻敌人兵力少、防守薄弱的后方。如奔袭罗田、太湖、荆紫关等战斗。红二十五军的伏击战术,在鄂豫陕时期有所发展。其特点是:对紧随尾追之敌,乘其孤立突出之时,以少数兵力引诱其继续前进,红军主力突然回兵,在预定的地区设伏,待敌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出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指战员把这种打法叫作杀“回马枪”。红二十五军打垮、消灭陕军三个警备旅,都是使用这种战术。此外,红二十五军还成功地运用佯攻、佯动战术和围点打援战术,声东击西,调动敌人进入预设之伏击地域。葛藤山战斗就是运用佯动战术,诱使敌人改变主攻方向,使其陷入被动局面后,红军以主力袭击敌人侧背而取胜。劳山战役是运用围点打援战术,攻其所必救,吸引敌人进入伏击圈加以歼灭的。

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前仆后继,英勇顽强,服从命令听指挥。进攻时,动作迅速、勇猛,使敌人措手不及;防御时,不畏强敌,不怕敌人的连续冲击,并伺机转守为攻;转移时,能吃苦耐劳,克服自然险阻,且战且走、迅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红二十五军这种战斗作风,是令敌人闻风丧胆,并能使队伍在危急的情况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让队伍在任何艰难险恶的情况下都拖不垮,打不散。

三、始终团结一心，坚持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唯一一块新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他们一路长征都在寻找和选择建立新根据地的合适地区，一路撒播革命火种。到了鄂豫陕边界地区,当地人民穷苦,要求革命;当地山峦连绵的地形,便于部队隐蔽回旋，同时有红四方面军、红三军两次过境和红二十六军南下时的革命影响,这些都有利于发动群众和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能。

红二十五军初到陕南,就取得三要司、庾家河两战的胜利,并攻克镇安县城。接着开辟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个县边区,初步奠定了创建根据地的基础。扫清地方反动势力,为开辟和发展根据地创造条件。积极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把主力红军的作战和人民群众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红二十五军从斗争实际出发,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政策与策略。主要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保护中小商人;团结知识阶层;尊重少数民族;争取、改造刀会武装;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等等。因而,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了反动势力。通过政策和策略引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根据地得以建立和巩固。这次政策的实施也为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经验。

四、始终勇当前锋，坚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能够克服重重困难,站住脚跟,并且不断发展壮大,部队到达陕北时增员800人，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发展壮大了的红军队伍。其中重要原因是，红军和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省委和军领导都基本上能够根据每个阶段斗争形势和群众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口号。1934年12月庾家河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问题时,作出决议,要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要求红军每到一地,“就要进行群众大会和没收分配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又根据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口号。1935年2月在郧西地区时,针对春荒严重,提出要“扩大斗争的区域”“打到富足地方去”,以求发展部队、补充物资和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到达兴隆镇回民地区后,又根据回族的风俗习惯,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有力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密切了军民关系,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援。

红二十五军善于做群众工作。从军队的领导到战士,人人都是宣传员。他们沿途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宗旨,贴标语,散传单,发动和帮助群众起来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开辟新区和恢复老根据地时,都派出有经验的干部和得力部队去做群众工作。

五、始终严守纪律，坚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

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斗争中,始终注重加强部队建设。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一路既打仗,又做地方工作。在远离党中央时,军队领导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省委的决定,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全军的影响很大。长征中,当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动向信息,全军一致,下定决心,离开新创建的根据地,不惜一切牺牲,辗转奋战,策应、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军队领导和干部能够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具有忘我的革命牺牲精神和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作风。危局险境,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紧急关头,沉着坚定、当机立断;在战斗不利的情况下振奋士气，转败为胜。也正因为如此，在红二十五军长征过程中,正、副军长程子华、徐海东都身负重伤。省委书记徐宝珊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代理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

红二十五军全军上下,生死与共、情同手足。在执行纪律上依然十分严格,赏罚严明。对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大胆提拔。对犯了错误的,无论军衔高低,都要坚决执行纪律。这对干部是有力的鞭策,也养成了部队坚决执行命令,认真负责的良好作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对个别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一定追究责任,要向群众道歉,赔偿损失。这样,既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团结了广大群众,又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和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回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浮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个眼神坚定、步伐坚毅、迎着革命的红旗英勇前进的身影。作为从大别山走出的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也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怀念。无论走的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要不断从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中汲取前进的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系市委宣传部调研员、鄂豫皖革命纪念馆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