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亮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经历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道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为发端，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中央苏区、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等大小几十块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先后建立。这些根据地同其他各个承载共产党人奋斗牺牲的遗址一样，在党执政后成为红色圣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年6月9日至16日，中共信阳市委办公室组织党办系统同志到贵州遵义等地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此次主题教育为期一周时间，驻足于娄山关、青杠坡、二渡赤水渡口等圣地，面对几乎每寸土地、每株木草都浸透着革命先烈热血、大写着共产党人奋斗与信仰的英雄山水，默默阅读这部用硝烟烽火书就的辉煌而厚重的无字史诗，尽管自己也生长于革命老区，身心浸染了圣洁的红色基因，但真正身临其境，聆听工作人员声情并茂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感人心魄的红色故事，仍然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细节决定成败”。行走在遵义这片留下无数英烈血迹的红土地上，内心对很多不为人注目的细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有了尤其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比如，苟坝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马灯夜访周恩来”这个故事，诚谓党和红军生死攸关时刻的一个经典细节。

遵义会议初步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领导地位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战斗，就是一场恶仗，即土城之战，也称青杠坡战斗。这场战斗险恶的程度从后来共和国的两代领导核心、三任国家主席、一任国务院总理、五任国防部长、七位元帅、近200名开国将军均亲身与敌在此鏖战这个阵容即是明证。这一仗也成为人民军队战争上我党参战规格最高的一次战斗。打到最后，毛泽东亲令红军干部团顶上去，而总司令朱德也提枪冲到一线。此役，红军的伤亡极其惨重，以至于不仅在当时被一些党内军内领导同志视为一个败仗，甚至后来的一些党史、军史研究者也颇有微词。其实，从宏观上看，也是后来的事实毋庸置疑地证明，土城之战不仅是红军军事上一场战斗的胜利，也是战略上一次极具政治意义的大捷。因为，此役尽管红军付出了较大牺牲，但却打出了声威、军威，迫使川军悍将郭勋琪之后再也不敢轻易与红军正面作战。而意义尤为重大的是，由于毛泽东的审时度势、英明果断，在敌军对我即将形成包围、红军面临更大牺牲甚至全军覆没的紧急关头，不是像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们那样“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领土”的死打硬拼，而是“打不赢就走”，及时撤退，退一步换来了海阔天空，使红军从此掌握了战役和长征的主动权，戏剧性地成就了毛泽东一生军事指挥史上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出奇兵！

苟坝会议即是土城之战、红军二渡赤水之后的1935年3月召开的一次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临时性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数以万计的大小会议中恰如一个不起眼的长篇故事中的“细小情节”，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少有提及甚或不为人知，以致这个会议的详细地址，竟然在长达半个世纪中一直未能被当事者准确地记起和党史研究者准确定位。但正是这个细节，决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走向和成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渡长江计划虽因受川军阻截未能实现，但红军经过一渡赤水、二渡赤水（土城之战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二渡赤水），激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并于3月4日特设了一个新的军事指挥机构——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毛泽东为司令员、政委（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强化。

3月10日凌晨1时，驻扎在遵义县平安乡苟坝村的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接到了时任红一军团长、政委林彪、聂荣臻联名发来的“万急”电，电报建议红军攻打驻扎在黔西县境内打鼓新场的黔军军阀王家烈纵队，为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打开通道。一个多月前在遵义会议之后接任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立即召集政治局成员和红军高级将领共20多人讨论林、聂电报（此前不久，政治局收回了军委的军事指挥权和决定权，改由以政治局集体讨论的方式来决定红军的每次重大行动），会议从早晨开到夜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是以朱德为代表的所有与会人员主张打，二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因为毛泽东根据已掌握的最新情报：国民党方面正调派中央军、川军、黔军150多个团近十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和打鼓新场方向包抄而来（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情报百分之百准确），如果以区区三万人的疲惫之师去攻打本已有一个纵队坚守且城高墙固、壁垒森严、装备占绝对优势、外面增援大军又即将形成铁壁合围的军事重镇打鼓新场，红军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毛泽东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敌我力量变化，主张放弃攻占打鼓新场方案，转而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岂料，会议争论了整整一天，最后，毛泽东却成为绝对少数——从上午的3人支持到晚上只有他1人独撑。面临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生死抉择，毛泽东震怒了：“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干这个前敌总指挥了！”毛泽东说此话，本以为能够令执迷不悟的众人认清形势，悬崖勒马！谁知，话音甫落，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即何克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立即大声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也接着以十分强硬的口气针锋相对道：“不干就不干，不干可以辞职！”无奈之下，毛泽东愤然离会……毛泽东走后，张闻天随即让大家举手表决，免除了毛泽东刚刚担任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决定次日进攻打鼓新场。

半夜时分，回到住处的毛泽东经过再三思考，坚信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是错误的，是背离红军“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成功经验和一贯打法的错误选择，是把红军送入绝境的自我毁灭之举！忧军忧党的沉重情怀、无怨无悔的使命担当，使毛泽东决定必须据理力争，必须竭尽全力，挽救红军和党的命运于倒悬……于是他断然提起桌上那盏破旧的马灯，拉开屋门，冒着冰冷的夜雨，沿着高高低低的羊肠小道，向5华里远的、在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周恩来的住处“长五间”走去……结果，毛泽东的执着和诚心感动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说服了红军总司令朱德。清晨，政治局再开会议，取消了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红军避免了一场灭顶之难！

是的，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可资反思！2019年6月13日，苟坝会议召开84年后的一个微风拂煦的初夏，面对不足20平方米、可能是党史上中共最高层的首脑们拥挤在最狭小的地方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旧址，我的眼前不断闪现着当时会议上那或沉默观望、不苟言笑，或声色俱厉、拍案而起的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耳畔回响着28岁的凯丰，盛气凌人地对大他14岁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居高临下的那句：“少数服从多数”和张闻天“不干就不干，不干可以辞职”的严词厉声。而20多位中国共产党要员们一致举手表决撤掉毛泽东前敌总指挥职务的画面，更是翻来覆去地回放着，拂之不去……

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在总结苟坝会议时，认为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成为执政党的进程中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在红军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真理，力挽狂澜，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和党的领袖人洞若观火般的英明睿智、远超一般众生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这也是日后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和民间均得到广泛的无比信赖和享有崇高威望以及“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等论断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而周恩来顾全大局，服从真理，不固执己见，与当时红军的关键领导人朱德一起支持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雏形。二是改变了全军覆灭厄运，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三是鉴于由20多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其中不乏丝毫不懂得军事指挥者）决定红军行动方向这种大民主方式，极不适合战争环境、特殊时期的形势，随后，经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支持，张闻天同意，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组成，这个三人团事实上是当时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部。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组成，亦称老“三人团”）。“‘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党内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新的“三人团”的成立，使毛泽东成为事实上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也即党中央的实际最高决策者，因为战争年代，中央的核心工作、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军事斗争。为以后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四是证明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正确论断。

一双睿智的目光穿透历史的黑暗，一盏马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天空，一条被后人名为“马灯小道”的崎岖山路通向公元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这就是历史，也是苟坝会议和“马灯小道”给我们这些后来者最重要、最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