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无非

无意中翻出一只牛皮纸旧信封，惊讶地发现，里面竟有多张1965年、1966年印制的全国通用粮票。那微红色调的面值是伍市斤，淡青的为叁市斤，绛红的属壹市斤，浅灰的乃半市斤，票面设计朴素，以农业和水利为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眼前的这些粮票，抛开收藏价值不谈，在五六十年前，那可是老百姓度日的命根子呀。

人多物缺的年代，食品供应都有定量。在南方生活，以大米为主食，成年人每月的定量二十余斤，肚中油水少，胃口就大，定量捉襟见肘。儿时全家围桌吃饭，大人不像别人家的父母劝孩子多吃点，而是喊着，够了，别吃了——实在是我们人小饭量大。为此，在我家一起生活的舅婆让她消瘦的孩子——我们的表舅少吃些，这样我们就能多吃两口。当然，父母的战友、邻里间的情谊还是蛮浓的，他们把自家省下的粮票塞到母亲手中，同舟共济过难关。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虽不属收入低的工薪阶层，但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和二弟力所能及帮助家里干些扛米、挑煤、起早排队买肉等家务活了。那时买米得揣个粮油供应簿到国营粮站，买的是糙口的隔年陈米（粮站一般囤新卖陈）。有时还排起长龙，才知是阿伯阿婶们听说有“出饭”的陈米卖，一呼百应拎起米袋米桶赶来，而对口感相对好，但“出饭”少的油黏米，实在是有心而不能啊。

当我们即将升入初中时，举家北迁中原，改变了原来的饮食习惯。主食分细粮和粗粮，细粮有白面大米，粗粮为小米、黄面（玉米面）、红薯面、高粱米等杂粮，二者的配比大约七三开，细粮居多，成年人每月定量能有三十斤出头。这样的粗粮，儿时见所未见，起初分不清粗细粮，到食堂打米饭给粗粮饭票，大师傅笑着拒收。我们吃不惯粗粮，家长无奈拿出部分粗粮和走街串巷的粮贩们以多换少，换来大米，这样就产生了定量的亏空。我姨在京广线上的城市工作，那儿是个鱼米之乡，但在计划经济年代，粮油供应也不宽松。假期乘火车途经姨家住的城市，姨几次带着表姐妹到站台，把一袋大米从车窗递入，利用短暂的停车时间说几句话，车就缓缓开走了。这袋大米是姨“克扣”家里的定量，再到周边集镇上买些回来装一起的，满满的亲情。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要吃米，找万里”的传说不胫而走。说的是党的领导干部敢于担当，推进农村政策放开搞活，实行“包产到户”，粮食生产和供应逐渐改观。我那时在辽宁的部队当兵，除了头两年少量吃些大米和新鲜高粱米混煮的“二米籽儿”外，以后再没吃过粗粮（是时我已习惯吃粗粮了），米饭馒头花卷变着花样做，时间久了，还真想那一口“二米籽儿”呢。退伍回地方，粗粮基本成为稀罕物，但是粮油定量还没取消，粮票还在流通。到外地出差前，要开证明到粮站取全国粮票(扣相应定量)，这可是含食油的用餐凭证呀，有了全国粮票，走遍神州饿不着。

大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粮票渐渐失去它的流通价值，粮油簿也仅起证明具备购粮资格的作用，买粮或到餐馆就餐，“两票变一票”，仅收钞票了，顿时觉得轻松。不仅是粮票，那些布票、肉票、糖票，甚至火柴票全都销声匿迹。物资的丰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质量。大米面粉敞开供应，按说消费量会大幅增加，事实相反，主食越吃越少，原因显而易见，各种肉鱼蛋果应有尽有，副食多了，油水过剩，选择健康营养的饮食养生方法成为共识。我调南方工作，商场不再是囤新卖陈的老套销售法。现在的人们吃米，且要吃好米，吃新米，五常有机大米、岭南丝苗软黏米、荆州纪山籼米、巴马富硒米等，甚至孟乍隆茉莉香米、爱普莎柬埔寨香米、板桥米谷店日本产米等国外品牌也上了货架。到广东韶关，我买两包马坝油黏米捎给父母，去辽宁探望战友，千里迢迢扛回一袋盘锦蟹田米，虽然辛苦，却是值得。

民以食为天，像粮票这样微小的家庭“文物”，承载的是天下第一大事，一斑见全豹地再现了我国粮油供应的发展进程。看见它，惆怅、欣悦、感慨等多种情愫涌上心头。有个暑天，一位儿时伙伴从中原来家，也不见外，用大米小米熬了一锅儿时夏日常喝的二米粥，做几个家常菜，且吃且谈倍儿香。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们望着白里透黄的稠粥，由衷感到：若儿时餐餐能这样喝饱，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