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房是大山，冬天总要比山外多下两三场雪。往往是初雪过后不久，就会有一场大雪紧随而至。那雪花看似漫不经心地轻舞飞扬，却依着山川地貌，用最纯的白色，把大山打扮得美轮美奂。

山雪一旦落下来，就舒舒服服地住在山上，不愿离开。冬阳照过来，她伸伸懒腰，被晒痛的眼睛眨巴眨巴，流出一些泪儿，冬阳落下去，又睡着了。那些泪儿都渗到地下，变成坚硬如铁的冰，让山土更加寒彻。雪儿是要等下一场雪的到来。山里人说这是“雪等伴”。就像热恋的情侣，先来的雪姑娘，坚守着“爱”的承诺，每天一点点变薄，一块块变小，却不肯离开，直到雪王子赶来“约会”，一块重新把这个世界变得白皑皑的。这是雪的爱情，纯洁而浪漫，热烈却淡宁。接着，山雪还要等她们的儿女……

往往就是这样一场接着一场的雪，让山雪越来越厚，连那开阔的河面两边结的冰，也渐渐被雪花粘合成一个整块儿。此后好长好长的日子里，她白天连眼睛都不愿眨，就那样惬意地睡着。

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个多雪的年代。每年冬天，卡房总是大雪封山。记忆中，一到雪天，总是男孩子最快乐的日子。除了堆雪人、打雪仗，还有上山找兔子、爬梯捉麻雀……雪落得厚了，孩子们都从家里找出秧马，跑到一个半山坡的山道上，两只脚放在秧马的底板上，秧马就沿着雪道往山下滑，而且越滑越快，等滑到山脚碰到平地就自己停住了。孩子们一边滑一边吆喝，玩得非常刺激。河里结了半寸多厚的冰，小孩儿们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上学时干脆不走山路，直接沿着河道，踩着冰走。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一些水流比较急的地方，往往结冰比较晚，也比较薄，踩上去容易裂。如果被家人知道孩子们踩着冰走,少不了掂耳朵揍一顿。

大雪铺天盖地，野兽们出来会在雪上留下脚印。家里养有狗的小孩，爱带着狗顺着脚印找野兔，不过十去九空，即使找到野兔窝，狗也还是撵不上雪上飞的兔崽。倒是从墙眼里逮麻雀总是十拿九稳的。那些大胆的小麻雀，白天偷吃这家的粮食，晚上就住在这家的土墙眼里。冬天快要来时，它们会用爪子抓一些羽毛、稻草、棉花、布条之类的东西带进墙洞，把里面塞得很暖和，一到雪天，白天就躲在洞里睡大觉。闲得没事做的赖孩儿们，从屋里搬一只木梯出来，搭在墙上，一个孩子爬上去，一只手握着火钳往洞里去夹，另一只手堵住洞口，小麻雀就会被一只一只地给夹出来。捉住后，往一只脚上系一根长长的线，就一块儿跑到雪地儿放“风筝”。等折腾够了，才解开线，将折腾得半死的小麻雀放生。现在想想,那些小孩子真是够调皮捣蛋的。

山里的冬季是漫长的。下雪后的日子，小孩子不用上山或下地干活，就喜欢互相串门儿。去谁的家里，都是火塘里烧着一塘柴火，烟火缭绕的，屋里却很暖和。这火塘正上方的中间，挂着一根可以上伸下移的木吊钩，吊钩上挂着一把烧开了水的吊壶，让火塘的火头给吊壶保着水温。火塘的热火灰里坐着一把沾满茶渍的瓷茶壶，壶里的茶水也被温得酽酽的，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身上立马变得暖和了。

最让人向往的，是雪天坐在小队会议室里听说书。那个年代虽说说书也是被禁止的，但小队干部经不住社员的再三要求，会派人悄悄去三十多里外的湖北大悟县禹王公社，把家在那儿的胡先和请过来说几天书。胡先和是本族人，回老家说书不用担惊受怕。他说书师从光山县大鼓，自己却是大悟县一带钢镰大鼓书的祖师爷。他后来带出一批高徒。大悟县的钢镰大鼓书被评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后话。

每年胡先和一来，各家争着管饭。吃了饭，男女老少早早来到会议室。会议室里升着几盆木炭火，人们围火而坐，胡先和坐在正中间，面前的山竹架上放着一面小鼓。他左手握着两片半月形的钢镰，右手握着小鼓锤，一会说一会唱，说得激动了就站起来，手舞足蹈。一屋人鸦雀无声，只剩下他的声音和鼓点及钢镰的伴奏声。他说到最扣人心弦的时候，鼓一停，不往下说了，屋里才会热闹起来，嚷嚷着坚决要求他再说一场。他就打开一个事先放在旁边的生鸡蛋，连清带黄地生吞下去，又接着说一场。他白天说了晚上接着说，得五六天时间才把一部书说完。他临走时，小队会有人拿一个小布袋到各家各户收米，每家都是用碗盛上半碗米倒进米袋——这就是他回老家说书得到的酬谢。

冬雪总是睡到翌年的开春，等河冰裂了，春姑娘钻出来轻轻唤她，这才像不好意思似的，身贴着身，头挨着头，娇滴滴地钻进泥土里。

雪躲去的地方，会有小草钻出来，露出羞涩的小脑袋；田里的麦苗和油菜开始舒展着叶片，扬起翠绿的笑脸。这是春来了。冬雪化作春水，最先滋润着万物生长，而我们这些孩子经过冬雪的滋润，也似乎像庄稼一样，春天一来，猛地长高一截了。

往事如烟。今年冬天，我又像候鸟一样飞到南方。南方温暖，花团锦簇。前几天，与同在海南过冬的同学聊起老家的冬雪，还有小时候过雪天的那些趣事，很是怀念。原来留在我们心中的那些雪，竟也是温暖的，就如这南方的冬阳一样可爱。（胡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