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国

引子·“新干部”

我老家在潢川县隆古公社奚店大队（现在公社叫作“乡”，大队叫作“村”，生产队叫作“村民组”）。1966年春，14岁高小肄业的我便返乡务农，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副业会计，每天早晨、上午、下午三出工，劳动报酬（工分）三分半，分值不到两毛钱。“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努力干、多挣工分便成为全体社员共同的追求。由于我干得还不错，1969年4月被批准入党，随后便“上调”到大队当会计、团支书。“时来天地皆给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972年春，河南省委决定，从全省农村基层干部（主要为大队干部）中选拔一万名“新干部”（相当于现在“凡进必考”的公务员）。按照德才兼备的条件和规定程序，潢川县从众多候选人中选了八十多名，我也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从穿“草鞋”到穿“皮鞋”，从拿工分到拿工资，从农村户口到城市户口，从农村社员到国家干部，从“泥饭碗”到“铁饭碗”，这些变化于我而言是天翻地覆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因为它千真万确地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让我跳出了“龙（农）门”，激动和喜悦伴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1972年6月，在县委招待所，经过十几天的集中培训后，我因为一篇文章写得好，荣幸地被分配到了县委办事组（县委办公室的前身）工作。于是，我背着自己那再简单不过的行装，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神秘、庄严的县委大院……

县委大院

当时，潢川县委大院的三分之一（东区）是古文庙。文庙大殿在1980年之前是县委大礼堂，其建筑式样、风格和北京故宫里的几个大殿相仿，除东北角有几排新中国成立后新盖的青灰色砖瓦平房外，其他房屋、院落大都是清末民初修建的“卢家大院”。整个院落，粉墙黛瓦、曲径回廊，是典型的皖南徽派建筑。大院的创始人卢世杰（1844-1898），潢川城关人，自幼丧父，家境贫苦，靠母亲纺线度日。他聪明好学，刻苦用功，岁试、乡试均名列前茅，并于咸丰三年出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外放安徽巡抚、漕河总督，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县委大门（现县委大门往东二三十米），是一座青灰色的二层高小楼，大门正对着一直往南到小潢河沿的草街（河沿那一带好像叫“龙门口”“大泊岸”），视野开阔，远近街景尽收眼底。小楼设有圆形门洞和两扇硕大的红漆大木门，大门口东、西侧置有两尊威武雄壮的石狮子。穿过门洞进入大院往里走，路两边是苍翠、整齐、挺拔的大柏树，给人以森严、神秘之感。毫不夸张地说，我第一次进入县委大院时的心情、感受与我1986年12月第一次进入北京中南海时是相差无几的。

“破四旧、立四新”，改名字

在“文革”期间，大兴“破四旧、立四新”。在这里，我仅就改地名、校名、人名说一说。先说一下改“地名”。现在县政府门前的广场，在清朝末年以前的上千年里，人们一直叫它“衙门口”；民国时期，改叫“新民广场”；1966年“文革”开始后，又改叫“红卫广场”。县政府大门西边的百货公司，改称“红卫商场”。当时，城关镇管辖的八个街道，大都改了名字：西关街改作“反帝街”，文庙街改作“反修街”，小东关街改作“红旗街”，还有的改作“光明街”“前进街”等等。潢川的一中、二中也分别改作“东方红中学”“太阳升中学”。潢川农机技校（现信阳工业学校），改作“红卫学校”。至于人名，凡带有所谓“封建色彩”的如礼、儒、修、仁等，不少人为避免可能的政治麻烦而改叫卫东、向东，志红、永红等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政治印迹。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潢川教育界的四位领导同志，在1974年的“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中，因为名字就遭到了造反派的奚落、批判、攻击。当时，潢川高中校长邢大地，是一位参加过抗战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的近二十年里，一直担任潢高（1950年代曾是豫东南八县唯一的高中）校长，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还有，县“文卫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局长曾浪，副局长何畏难、张福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说他们：“邢大地、邢大地，你不配邢（行）大地！”“曾浪、曾浪，你年纪大了为何还这样浪？”“何畏难、何畏难，你为何畏惧困难？”“张福善、张福善，你既不福来又不善！”这种拿名字对人身进行攻击的行为，现在想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无聊、荒谬至极！

“小包车”、干部劳动、下乡驻队

物以稀为贵。我刚到县委机关时，县委只有三部小汽车（二辆北京吉普、一辆武汉吉普）。除公安局办案用车外，其他局委、乡镇都没有小车。我跟随县委领导坐车下乡时，老百姓都欢呼雀跃地说：“小包车来了！小包车来了（意即‘大领导来了’）！”农村孩子们更是“看稀罕”，围着小车转了又转，摸了又摸。当时谁也没有梦想到，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小包车”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当时，上面强调“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下乡驻队更是家常便饭。每年夏天割麦子、秋天割稻子，都要组织县直各机关干部、职工到城郊的生产队干几天，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我还记得，县委机关从书记到一般工作人员，曾经组成几十人的“民工团”，到城东南的十里头修大寨式“水平梯田”，到江集公社杜甫店修“鲇鱼山水库干渠”，到牛岗公社杨围孜修引淮河水的“提灌站”（该站扬程高度30多米，为潢川之最）。大家统一睡大铺、吃“大锅饭”，往往一干就是十几天。此外，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先后跟随戴效先书记下乡蹲点的地方有：付店公社五里大队、来龙公社八里大队、张湾大队（现都已划归踅孜），新里集（现叫魏岗）公社的毛围子大队，伞陂寺公社的陈集大队。下乡驻队时，都是自带行李，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期大约三四个月。我们被安排在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一天一户的轮流）。一天三顿饭，需按规定交付四角钱、一斤二两河南流通粮票。1975年初夏，在刚割完麦子正栽秧之际，当时我跟戴书记住在淮河边上的来龙公社张湾大队瓦壶营生产队。地委通知戴书记到信阳开会，可当时因下大暴雨，县委小车只能开到来龙公社所在地。于是，我跟戴书记早晨从瓦壶营出发，冒着倾盆大雨，赤着双脚，踏着泥泞的土路，走了近二十里。当天的雨特别大，刚栽上秧的田里水直往外漫。我们怕把新秧苗淹坏了、冲走了，一路走、一路扒“田缺子”放水。那时，农村条件差，很艰苦。在新里集公社毛围子大队汤寨生产队驻队时，戴书记、赵政良（时任公社书记）和我三人，住在一间低矮的土坯墙、稻草顶的以前用作养牛的十多平方米房子的土坯床上。我和戴书记睡一头，与赵书记共用同一条被子“通腿”。“三个大男人，同睡一土床。点着煤油灯，夜话共短长。”这样的促膝夜谈，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依然别有滋味。

记忆中的故乡

谁不说俺家乡好，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是相伴终生的。故乡潢川，县城位于豫东南的中心位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数百年里，一直是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小汉口”“小苏州”，和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湖南凤凰县、四川阆中县、贵州镇远县极为相似，都是一条河穿城而过，河两岸有着万家灯火，颇有几分“东南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之况味。小潢河由大别山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满池清波，四季流淌。河中鱼鹰捕鱼者随处可见，河两边姑嫂捣衣声不绝于耳，镇潢桥头的铁水牛仰天端坐，往来于几百年老桥上的人们欢声笑语，熙熙攘攘……而故乡潢川的乡野则塘湖堰坝星罗棋布，水中动植物种类繁多，除少数特大干旱年份外，一年四季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那种原生态的、纯天然的、质朴的美感美景，是很难让人忘怀的……（内容有删节）

［作者简介：黄振国，男，1952年出生，潢川县奚店村人。曾担任信阳市委副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市政协常委、学习文史委主任等职。现系退休干部，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作家协会、诗歌协会名誉主席，《香港商报》特约记者。］

哲人有言：“年龄越大越怀旧，离家越远越思乡。”年届六十有五、现寓居京城的我，离自己的青春时光渐行渐远，距故乡潢川也有千里之遥。近来做梦，梦中的人和事也大都是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三十岁以后的很难再进入梦乡了），特别是1972年6月至1978年5月我在潢川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六年（后被调至信阳地委办公室）间的人和事，时常是不期而至，可谓“铁马冰河入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