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亮
一
光山作为西周时的弦国故地和古光州最早治所，以其“俯映长淮，每有光耀”得名，迄今，已书写了4000多年辉煌灿烂的文字历史。4000年物换星移、朝代更迭的沧海桑田中，城头变幻大王旗，人生代代无穷已。光山从一个“方里五十”的封建侯国，到今天1800平方公里、近90万人口的泱泱大县，这片红色沃土、智慧之乡，用她的高山厚土，长淮大川，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万千黎民百姓谋生的悲欢离合、无数王侯将相兴灭的血雨腥风……
作为信阳人，对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由民国初年的汝南道、国民政府的第九区改隶信阳所辖的光山，我自然并不陌生。几十年来，因公因私、偶然必然，我与光山结下了深厚情缘。
这情缘首先是亲缘。
这要从母亲的祖籍说起。我的外祖父姓梁，本是光山县城南郊农村（大概今紫水办事处辖区）一个世代种田为生的农民。1930年代初，外祖父家因反抗当地一位张姓大户欲强行占有他的二亩水田而与之结下梁子，后被张家买通官府，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果，不仅几亩祖辈相传的、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被张家悉数霸占，而且外祖父父子也先后被关进县城大牢。侥幸的是，两个月之后的1930年10月，刚于光山箭厂河乡成立不久的红一军，在军长许继慎亲自带领下，攻打光山县城，并迅即占领之（此乃红军首次解放光山），我外祖父父子等一批关在牢里的犯人才得以救出。后来，红军撤离光山，国民党卷土重来，到处搜捕与红军有联系的人员，白色恐怖笼罩光州大地。这种情势下，外祖父一家自然也无法在当地生存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他们举家逃亡，在经过两年以要饭度日的颠沛流离之后，最终在当年信阳城东关外（今民权路和大庆路交叉口，市司法局西200米）一片乱坟场的废墟上搭起了两间茅棚落脚定居，直至1949年4月1日信阳解放，外祖父一家才成为后来的信阳市五星公社胜利大队第五小队（即今天的五星办事处大拱桥村）的在籍社员。自然，这些往事，都是小时候母亲断断续续、没头没尾地讲给我听的。听这些故事时，外祖父早于1950年代去世，其唯一的儿子，也即我的舅舅，则在1990年代初病故，而外祖父一家从光山向信阳逃难途中，尚在襁褓中的母亲，也已于两年前走完了她81年的艰辛苦难人生路。80多年前梁氏一家落魄西奔的那一段悲情历史，如今早成了外祖父的后人们遥远的记忆！而之于我，童年时代的生活中，“光山”，从此作为一个永难磨灭的故事片断，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之中。
二
不过，对光山人文历史的涉猎、知晓，还是缘于众所周知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司马光，这位血脉中流淌着涑河之水的中条山儿子，因为其父任职光山县令，而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出生在父亲的官舍之中（今司马光宾馆内之司马府），一如父亲生于池州而名司马池之故事，生于光山的司马光遂以“光”取名。从此，司马光辉煌而坎坷的一生，深深地打上了光山的烙印。如同发生在信阳这块土地上的众多成语故事，诸如“亡羊补牢”“见兔顾犬”“优孟衣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一样，“司马光砸缸”是每一个信阳人烂熟于心的典故。
作为同饮一河水的铁杆老乡，我对司马光人生轨迹的更多理解是1980年代在中学教书时，教过的一篇课文《答司马谏议书》，作者是名动天下、誉满史册、被列宁称为“中国第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安石小光2岁，晚中进士亦两年，当是同龄人，而且同为欧阳修学生，同朝为官十数载，二人因文章之缘，私交笃厚，经常诗词唱和，宴谈终日，与朝中重臣韩维、吕公望被时人称为“嘉祐四友”。1069年，走上参知政事岗位的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口号，在宋神宗支持下雄心勃勃地推行变法，是为“熙宁新政”，王氏变法目的与历史上所有改革家的改革初衷和指导思想基本相同：富国、强兵、惠民，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但新政施行中却遭到了欧阳修、苏东坡、文彦博、富弼（后二人均乃宰相）、韩琦（戍边大将）、吕公望（父子先后为相）及司马光（此时50岁的他已历仁、英、神宗三朝相位）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安石与光遂成新党、旧党之针锋相对、互为阵营的两面大旗。司马光不仅向皇帝上书弹劾安石，且向安石连写三封书信批评、指责安石和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害民、乱政”。《答司马谏议书》即是安石为回复司马光于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所写第一封信《与王介甫书》的反驳、自辩书。读二人往来书信，虽觉其为捍卫各自政见而言辞颇激，但字里行间却放射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熠熠光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此让人想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1085年，伴随仁宗崩逝，在北宋朝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实施了16年的新法终于在新皇帝哲宗和反对派的共同打压下走到尽头，1086年，在洛阳坐了15年冷板凳的司马光重新回朝为相（与此同时，安石罢相）。面对贬官、人生的低谷，司马光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选择了潜心修书，涵养学问。15个春秋，他与儿子等耗心尽力、废寝忘食，成就了千古史书《资治通鉴》。从中，亦可见光之坚毅不拔的秉性，隐忍宽厚的人格、磊落坦荡的襟怀。岂料，此时的大学问家，且素来不乏政治远见和宽广胸怀的司马光，甫一上任，即固执地回拒了新旧两党诸多朋友的苦心相劝，不分青红皂白，半年之内，尽废新法，广裁新党（相形之下，同是保守派中坚人物，而且因反对新法一度入狱、迭遭贬官的苏东坡，则更为理智，他认为对新法应一分为二，持以公允）。罢官下野、失意落魄的安石黯然神伤，情郁于中，于罢相4个月后以65岁之盛年卒于南京。而时年已67岁的司马光也在多年的政治风雨和权力博弈中心力交瘁，过早地进入风烛残年。特别是编纂《资治通鉴》的15个岁月，忧劳过度，致牙齿脱落，浑身染病。于安石走后不到3个月，病逝于京城汴梁。半年之内，大宋王朝的两位同师诤友、一对政治冤家、双子座文坛巨星相继陨落，其各自经历的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和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三
真正踏进光山的土地，对光山有了由浅渐深、由抽象到形象的认知，并与光山结下不解之缘，还应从本职工作说起。
依稀记得，第一次涉足光山，是1980年代初，与信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几位同学自市区出发至商城、潢川旅行。国道312线作为信阳境内东西交通的“华山一条道”，其中的光山是东行的必经之地。后来因工作关系或因访朋问友的私人活动，无数次路过光山的地界，但那些都仅仅是“路过”而已，对光山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社会经济发展等茫然无所知。
再后来，供职于市委办公室，中间曾有几年服务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一些工作，有缘参与了市委领导的许多调研活动。印象中，那些年去的次数比较频繁的县，光山应是其中之一，如市委常委的“重温入党誓词”等一些集体活动就是在光山砖桥镇的王大湾会议旧址进行的。而2014年盛夏的一天，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带领水利、农业、规划等部门负责人一行到光山调研水利建设情况，从清晨出发，整整一天，除中午在泼河水库吃顿便饭外，几乎未作片刻休息，烈日喷焰中，一连十几个小时，跑了白雀园、晏河、凉亭、泼河等乡镇，查勘了6座大中小水库防洪及几个拟建水利工程的选址、设计情况，回到市区，已是满天繁星、灯火阑珊了。此行，身临其境，所目所睹，受教颇多，同时对市委、县委领导同志情系于民、勤政务实的作风深为感动。
近几年，因为分管工作的职责要求，到光山的频率更是不断提高。每年都在七八次之多。其间，无论带队专题调研，还是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每增加一次活动，对光山的了解就会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而内心感悟也不断沉淀、积累、升华。可以说，这些年，在光山的每次行程中，总被许多东西撞击着、感动着，也思考着、启迪着。
而对视觉和心灵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官渡河区域综合治理工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