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业山
一段历史，一段难忘的记忆；
一部档案，一部历史的珍贵画卷。
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档案作为一种珍贵资料，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像孔子的《论语》、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这些珍贵的历史画卷，无不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记载这些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载体，正是档案。可见，档案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档案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历史过程中，维系着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如果说人类社会生活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那么档案就是这条长河中激起的浪花，只要人类社会生活不停止，档案就会不断产生和形成，并长久地发挥作用。所以，档案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称档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因为它是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档案出现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档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纵观中华文化，悠悠历史长河，奔流不息而至，传承有序，脉络清晰。历史一直是文化的明星，往往出现在社会舞台，光彩夺目、光耀千秋、供人敬仰、为人借鉴。可作为其孪生兄弟的档案，却身藏后台人不识，默默奉献语不惊。任何文化的建设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凭空而来，文化受载于历史，历史记录于档案。档案是历史之根，历史为档案之彰。没有档案作根基，历史只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没有历史作彰显，档案不过是废纸一堆、无人问津。因此，档案明则历史清，历史清则文明续。它一直走到今天，还会伴随我们的将来。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档案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同时也受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在社会中生活的任何人，都无法割断与档案的联系，档案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必备要素。国家档案局杨东权局长在题为《档案与文化建设》的演讲中指出：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建设档案强国。要建设档案强国应该做到，一是将档案转换为文化产品；二是为文化建设提供档案；三是为文化建立档案；四是建设档案文化。围绕这四点，国家档案局创作了18集文献纪录片《共和国脚步》《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90集）》《开天辟地90年（30集）》《毛泽东110个故事（110集）》。参与制作了《红旗飘飘》《新四军》《新中国档案》等电视文化产品，被各级电视台反复播放，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与热捧，充分发挥了档案记录历史、反映社会、承袭传统、奠基文化的作用，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自古以来，档案就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个人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国封建社会，上至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起居注”，下至老百姓家中的族谱和身份文牒，都是档案的一部分。从我国档案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商朝有甲骨档案，东周有石刻档案，汉朝有竹简档案，西晋有纸质档案等，现在我们从出生开始，有出生证明等身份信息档案、入学有学籍档案、工作有人事档案、结婚生子有婚育档案、信贷有信用档案、日常生活有家庭档案等，这些档案记录着我们一点一滴的人生轨迹，已成为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所以，档案时时刻刻都在形成，而且无处不在。
档案是历史和文化的准确记载
总体来说，档案的价值可以用“存凭、留史、资政、育人”八个字来概括。
存凭：是档案最基础的价值体现，使用最多、最为广泛，而且频率最高，人类选择档案作为记忆工具，是因为人的生物记忆方式存在着不稳定性，这种靠大脑记忆的信息会面临变异、丢失、失传的危险，故有一传十、十传百、一传一个样，最后变成以讹传讹。我们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正是基于此，所以要“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如法院系统的档案、土地系统的档案、招工档案、城建档案都以原始的档案为存根，还有现在编写组织史、大事记、地方志等，都以原始留存的档案为依据、凭证。
留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文明延续至今的国家，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均未传承到今天。像古印度文明，季羡林说过：印度如果没有中国的史料记载，印度史学研究无从做起，古希腊文字现在能追溯到的历史记载是公元前七世纪或八世纪，而中国在几千年当中都可贵地保存了文字记录。如现在的钓鱼岛争端问题，通过我国成书于1403年（明永乐元年）的历史档案文献《顺风相送》证明，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有史为证。如果没有档案史实，光靠嘴说是站不住脚的。
史的重要职责就是书史，“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举凡先公先王的世系，当代君王的言行，军国要务，祸福灾祥，都在史的记载之列，即“书其事于竹帛，镂金之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这些文字记载的是人观察和认识到的事，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史实资料。
资政：在我国古代，“天下大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政资源，被统治者视作统治的基础而垄断，把档案作为驾驭臣属和万民的凭证和依据，“造立书契，所以决断万事”，“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我们常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及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需要看的《史记》《资治通鉴》，就是要以史为鉴，才可以知兴替。如当今的反腐倡廉工作，中纪委和中央电视台依据历史档案资料，联合录制《鉴史问廉》8集纪录片，讲述了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在中国大地上反复上演。一个王朝的鼎盛与辉煌，转瞬之间就化为历史陈迹。古代廉政建设与惩贪措施曾经有效地刹住了腐败现象，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一些青史留名的盛世。但是，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官场的贪污腐败总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乱和改朝换代，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孟子曾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描述这一现象，对“人亡政息”的叹息，体现出古人对此的反思。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通过文化艺术颂扬光明与希望，鞭挞黑暗与腐朽，彰显华夏儿女对清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这种蕴含在文化深处的巨大能量，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我们。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完善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从秦汉到明清，法律对贪污腐败的惩处越来越严厉；而越来越严厉的法律，也成为惩治贪腐的有力武器。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研究和借鉴历史经验的珍贵财富。
育人：在这方面，档案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如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三字经》《弟子规》等，教育人们尊老爱幼、遵礼守德、明是非辨善恶，在现代仍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孔融让梨、凿壁偷光等典故，如果没有档案记载，我们如何得知呢？
更值得一提的是档案的文化价值。档案与文化关联密切，档案高于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打个比喻，如果把整个文化比作是一座宝塔，档案所记载传承的文化恰恰是这个宝塔的顶层文化。如果按文化记载和传承的方式方法来划分，一种是以文字传承的，如文书；一种是以口口相传来传承的，如民谣；还有一种是以形体形式相传的，如舞蹈。在各种记载传承方式中，文字相传最准确、最科学，而档案恰恰是以文字形式来记载、传承文化的。如果把传承方式按“纪实性”和“写意性”来区分的话，档案属于纪实性传承文化，而写意性传承文化方式，有小说、诗歌、戏曲、舞蹈等各种文艺形式，或者说，前者是概念性传承，后者是形象性传承，而纪实性、概念性传承是最准确、最科学的。
档案在记载和传承文化方面的特殊性，还可以从文化的层次上来理解。在所有的文化中，居于最高层次的，肯定是政治文化，我们记载的主要是政治文化。这些政治文化体现在哪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集中体现在党章中，我国的政治文化体现在宪法里，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集中体现在皇帝以及大臣的言行上，古有“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只有皇室王宫和官府衙门才有资格形成、保存和利用档案，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档案部门保存着，别的部门无权保存也不可能保存，如我们现存的日军侵华档案。所以，档案事业不仅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是文化事业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最准确、最科学的那一部分，是居于文化事业最顶层、最尖端的那一部分，是最能反映时代文化特征、文化素质的那一部分。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维持其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关键是文化传承。而文化是不能通过生物遗传而得到传递的，必须通过人的后天学习才能得以继承，档案便构成其中的一个传接链条。档案中凝聚着历史文化积淀的成果，人们利用档案创造的新的文化成果作为当代文化的精髓，又通过档案为后人的文化创造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营养，使原文化产品增加新的价值表现出明显的传承特性，使人类文化自身衍生出独特的历史继承性。因此，从社会文化发展史来看，“没有人类文化，就不会有档案，同样，没有档案的存在，人类文化也就会断裂或成为一片空白”。事实上，如何强调档案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档案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文化的“根”，没有档案记载的历史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档案支撑的文化根基一定是不牢固的。
档案是国家治理和依法行政的基础
前年，河南省档案局业务处的朱处长来平桥区给我们讲课时讲到，美国的一个州立档案馆存有河南省一半以上的县志，并且还存有明清时期的老太太的鞋样，这说明什么？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不是档案。1789年，美国设立外交部时，职位设置共四条，第一是部长，第二是首席文官（即档案员），充分说明了当时美国政府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宪法仅仅是一个极其简约的文本，但其中的每一项条款，都是在制宪过程中，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反复斟酌产生的。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考虑到制宪过程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为了确保宪法制定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因此决定制宪会议为“关门”会议，不向社会公开会议内容。尽管如此，参与整个制宪过程的书记员和各州代表都有意识地对会议内容进行了相当完备的记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麦迪逊写下的制宪论辩记录。后来，美国人花大力气搜集、整理这些制宪会议中形成的原始手稿、书信档案等，并对外开放。由于制宪会议档案所蕴含的巨大学术研究价值，也被誉为美国的国宝级档案珍藏。专家学者通过研究美国制宪论辩档案，不仅可以得到关于如何进行良好“顶层设计”的启发，而且还可以从中汲取治国智慧。
档案法是一个基因型法律，档案管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依法行政的中坚，治国就是治官，治官靠档案。国家审计署署长说过一句话很经典：档案是铁路，审计是列车，没有铁路，列车无法行使，没有档案审计什么？审计是国家的免疫系统，缺少免疫细胞如何免疫。设想一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档案，那么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没有了依据。
从国家层面来讲，档案是国家行政的重要工具。“令史案牍，政事之凭借也”，“不可一日无也”。现在，各级各部门对档案工作前所未有地给予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时就曾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档案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也在去年国家档案局局长会议上指出，档案局馆要指导各级档案部门全面总结“十二五”的成绩和经验，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在把握国家编制规划重要原则的基础上，精心制定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妥善安排“十三五”期间需要完成的任务，绘制建设档案强国的发展蓝图。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国家层面下发关于档案工作的文件（1958年第一次），也是1994年以来中办、国办印发的第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支持。《意见》指出：“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做好档案工作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职责。做好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从对档案工作重视程度来看，近年来，省、市档案局指导力度明显加大，省档案局原局长刘伟、现任局长张荣斌，市档案局原局长高兴春、现任局长裴庆国等多次视察指导平桥区的档案工作。近两年，区委办、区政府办也两次下文在全区开展档案工作检查，加快了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进程。尤其是2013年，平桥区成功创建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区，实现了档案工作的重大转变，开创了全区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系平桥区档案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