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平
现实中，有不少抱着良好初衷的公共政策，由于少了点“效果导向”，往往横生枝节，甚至好心办坏事。
公共政策事关公众福祉，考量政策出台后的利益影响、舆论影响、社会影响等，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决策者的思考，行走在科学的轨道，避免陷入各种误区。比如，过于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只考虑局部利益而忽略利益平衡，只看到短期的积极效益而轻视长远的次生影响，片面强调对目标群体的好处而忽视对利益受损群体的补偿，只注重决策的合理性而忽视做好相关配套的必要性。绕开这些误区，决策才称得上科学，也才能从源头保证效果。
而对政策效果做出前瞻性预测，则有赖于决策前的扎实调研。许多好政策施行后才暴露出许多原来未曾想到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有的眼睛朝上瞅着领导的偏好，而非身子朝下了解群众的需求；有的一线调研蜻蜓点水多，办公室里机械照搬国外经验多；有的选择性采纳有利于方案通过的信息，对政策依赖的具体环境视而不见，对专家的建议与警告充耳不闻。如果事前考察不足、不准，再怎么强调“效果意识”，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效果好不好，归根到底是群众说了算。把民意请进门，是“效果意识”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民意是决策过程中的活性炭，能去除影响决策效果的有害杂质——那些未曾看到的风险、没能觉察的隐患。以欠缺专业知识而排斥公众参与、以“一提涨价就反对”而认为公众“非理性”的观点，无疑片面而偏颇，容易让决策失去最基本的公共性。
保持“效果意识”，公共政策不仅要制定好，还要解释好。“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在很大程度上，舆情就是民情，舆论代表民意。要意识到，选择合适的公布时机与方式，采取恰当的应对态度与策略，是推动政策实施的基本要求。在众声喧哗的“舆论敏感期”，公共政策需要“舆论反应评估”，把舆情反馈纳入决策过程，做好群众关切的回应预案、社会质疑的权威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