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文
我与《信阳日报》应该算最老的朋友了。
有人说我在报社有老表，我说那当然，不过我这老表是靠打出来的，不打不成交。
读写方面，我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疏于笔耕，投稿很少，退稿自然也不多，但是第一次被退稿的遭遇，我至今记忆犹新。1984年深秋，我在脱产进修期间，写了一部红色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送到创刊不久的《信阳报》编辑部。主编初审后，安排会审，还为我和另一位作者就近安排了住宿，以便随时沟通。 会审历时两月，结论是暂缓发表。我明白稿子已被枪毙，心情比当下的深冬还冷。我速速写好一则仅仅百字的短文，提交发表，作个纪念，不料也同样遭毙。老表的铁面无情，领略了。
赶巧的是，那则短文很快却在一家大名鼎鼎的报上刊出，难免不让人心有戚戚。
时隔不久，信阳日报社龚立堂编辑下乡采访。他对我提供的一条新闻线索颇感兴趣，鼓动我整理成文，于是就有了我在《信阳日报》所发的第一篇通讯《铁道卫士之家》，并且分上、下两篇刊出，首开了连载的先河。
此后，以“信阳经济大讨论征文活动”为契机，我又发表了《信阳缺什么》《信阳三问》《茶节三议》《高扬金奖振兴茶乡》《治水之功在兴利》《烟叶生产现状与前景》《贫困地区农民的五种心理》《黄土地上的足迹》《下乡变奏曲》，一发而不可收。我后来从乡下晋身县城伺候“材料”，就与领导看重这点雕虫小技，慧眼识荆关系莫大。我的案牍劳形的宿命，说来也由此注定。
我的文学习作原本不发本埠，这时也开始寄给《信阳日报》。一组《乡间人物》系列短篇，竟在日报旗下的晚报跻身《大家》行列，堂而皇之地推出。2005年，我所敬仰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辞世，闻讯当日我即赶写出悼念文章《茶节忆费老》，编辑部随即辟出一个整版，赶在茶节期间见报。我与白桦先生、邵燕祥先生、顾骧先生等老一辈作家偶有一些交往，根据这些交往整理的访问记，也每每承蒙《信阳日报》辟出大幅版面。更有甚者，就连我当年第一次被毙的那部长篇，也在“纪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六十周年”的宣传中派上用场，二十年前的旧作，形同“出土文物”一般与读者见面。三十多年，林林总总，连我也说不清自己在《信阳日报》发了多少什么样的文字了。我还被报社冠以“特约评论员”、副刊优秀作者、这征文那征文获奖者种种名号，时不时地出席过报社举办的种种座谈会。如今，对这位当初一次再次毙稿的冤家老表，想说拜拜都不容易了！
我的身边，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辈的小友们，也有一些如同我当年那般的涂鸦者。有人向我诉说发稿的种种不易，我给他们的忠告是，“报社既认老表，更认老表手上的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