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鸡
1939年春，豌豆花开的季节，父亲和几十名战友一起离开了工作半年左右的确山竹沟新四军留守处，在留守处牛副官的带领下，调往陕北工作，为防敌人盘查，对外就说是送壮丁的，同行的有肖志诚、张天义、任玉堂、赵金铎等，到了西安后，他和几名战友被分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继续做勤务工作，其余同志稍事停留后去了延安。这样父亲就从新四军转为了八路军，而当父亲他们走后的当年11月，敌人便血洗了竹沟，杀害了新四军战士200多人，连伤病员也未放过。
一、在八办工作的日子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八办）是我党在国统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原为红军联络处，位于西安北新街的七贤庄，七贤庄是由10个上下两层房子相连的院子组成，八办办公和居住的有1、3、4、7四个院，办事处党代表是德高望重的林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处长是伍云甫，副处长是李华。父亲调到八办后，仍然做勤务工作，主要照顾居住在4号院的客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一天，指导员黎光煜找到父亲，安排父亲给林老当勤务员，听说要给林老当勤务员，父亲很高兴但又担心完成不好任务。一见面，林老和蔼地问父亲，你原来在哪个部队呀？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看着林老亲切的面容，父亲紧张的情绪顿时打消，并一 一回答了林老的问题。当父亲向林老说从竹沟新四军留守处来，家在河南驻马店时，林老深情地说：“驻马店这个地方大革命时期我去过，在河南南部，靠铁路，出鸡子，物产丰富，是个好地方。”随即又勉励父亲好好工作，多学文化。
当时的西安，我党虽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但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敌人的捣乱、破坏、绑架、暗杀等危险。父亲讲，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照顾好林老，负责打饭，打扫房间卫生，接传电话，接待到办事处的各界人士。林老吃饭很简单，有时从食堂打来一小碗米饭，菜很少，林老吃完后，还让父亲再用开水冲一遍，然后再喝下去。林老住在一号会客室南边的一个房间，房子很小，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就没有地方了。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林老为贯彻、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的种种造谣和污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阴谋，为扩大我党在社会上的影响作了卓越而又艰苦的工作，赢得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使八办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红色桥梁。
当时，许多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人们都是通过八办的介绍走上革命道路（包括很多鲁艺的领导和师生），还有从延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中央领导在八办停留后又踏上新的征程。1940年初夏，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从山西前线回延安，在办事处住了一段时间，朱总司令爱打篮球，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父亲常常看到他在八办外面的操场上打篮球。冼星海也在八办住过一段日子，他是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来，去苏联学习，父亲常常叫错他的姓，叫他洗星海，他的衣服脏了，就让父亲拿到街上洗衣铺里洗，西安大街上有河南洛阳人开的洗衣铺，衣服洗好晒干后父亲取回来，再交给冼星海。洗星海经常教大家唱歌，常常在开饭前教，他教大家唱歌时手里拿着一个棍子指挥，打着拍子，经常唱《黄河大合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过往的客人跟着他学，父亲也跟着学唱。
二、林老给父亲改了名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噩耗传来，办事处全体人员无不沉浸在巨大的悲愤中，人们无不痛恨敌人的卑鄙无耻、惨杀新四军的滔天罪行。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为保存革命力量，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相继撤回延安，办事处领导开会强调，以后不要一个人上街，以防被特务绑架。不久父亲也被通知撤回延安，回到延安后，父亲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卫生所工作。这时原八办卫生所所长吴忠也回到了延安，在边区政府保安处卫生所当所长，父亲说就是他向林老提出让父亲学医的，这样父亲就从事了卫生工作。林老家住在南门外的边区政府，离边区政府参议会礼堂不远，两孔石窑洞，每次吴忠给林老看病，就叫上父亲背着药箱，看完病，让父亲从药箱里取出药给林老，有时吴忠顾不上去林老家，就开好药叫父亲送去，每次去林老家，林老和家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并留下吃饭，父亲知道首长工作忙，送完药后就告辞。 一次，父亲又来到林老家，林老亲切地对他说：“小胖子（父亲原名叫陈万鹏），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因为你和另外一个同志重名了，他不改，你改，我看就叫两个字，陈裕，就是有衣穿，有饭吃，好不好？”父亲一听连忙说：“好，好。”从此父亲就一直用林老改的名字至今。改名字不久，林老说：“小胖子，你不能老跟着我，你没有文化不行，得学文化，去学习，我送你去学习。”在林老的关怀下，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首长，去学校学习去了（以后分别在边区政府卫生处门诊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学生疗养院、延安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工作、学习）。林老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中央领导人，日理万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惦记着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这让父亲终身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