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俊 姬少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大别山是与井冈山、太行山齐名的三大革命历史名山。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服务大局、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以“红旗不倒”为显著特征的大别山革命精神。
“服务大局、敢于担当”是红色大别山的革命传统，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服务大局”是指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大别山军民总是一切从全国战略大局出发，一切服从于革命大局的需要，用自己的牺牲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彰显的是“大别山革命传统”的风格。“敢于担当”是指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大别山军民都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发挥着重要和特殊作用，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听党指挥，勇挑重担，敢于担当关系全国战略大局的艰巨任务，体现的是“大别山革命传统”的品质。
一、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大别山孕育出四位中共“一大”代表，是全国最早有党员活动，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最早、最好的地区之一。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大别山人民找到了自己的救星——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革命道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从这里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4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创建了中共武汉党小组和中共武汉区委。陈潭秋于1921年秋回到家乡发展党员，随后建立了中共陈策楼党小组，这是党在中国农村创建的第一个党小组。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亲自指导了大别山区域的建党活动，播下了革命火种，使之成为建立中共党组织较早、群众基础深厚、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革命发源地之一。
大革命浪潮澎湃，大别山人民经受了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为了适应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大别山区党组织选送了大批优秀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培养了骨干。1927年5月，大别山区各县的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普遍建立，加入农民协会的群众达130万人。特别是在支援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打击土豪劣绅疯狂反扑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区各县普遍建立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达几十万人，并在大别山较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开展了早期农民武装斗争，成为党的群众基础最好的区域，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在土地革命初期，确立了大别山在全国革命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大别山红军在自身面临敌军“围剿”的情况下，多次南下策应中央苏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区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适时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连续举行了以黄麻起义、商城起义、六霍起义为主的几十次工农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开辟了以大别山区为中心的鄂豫边、豫东南、皖西苏区。1930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富有远见卓识地作出一系列切合大别山革命斗争发展实际的战略决策——设立鄂豫皖特区、建立鄂豫皖特委、成立红一军，使鄂豫皖苏区得以迅速形成和发展壮大，确立了大别山在全国革命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红一军和红四军的南下。红一军成立后，抓住有利时机分东西两线进攻作战，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使鄂豫皖苏区发展成为既可与中央苏区隔江相望、又可与湘鄂西苏区东西呼应的三足鼎立之势。1930年10月，蒋介石部署了以江西中央苏区为重点的第一次“围剿”。11月，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前委在罗山潘新店召开会议，决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挥师南下，执行威逼武汉、牵制敌军、配合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任务。会后，红一军即由罗山县潘新店挥师南下宣化店，伺机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了与红十五军的联系。1931年7月中旬, 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曾中生、徐向前敢于担当，率领红四军的5个团冒着酷暑由商城县挥师南下,连续攻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城 , 取得歼敌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 ,共计俘敌5000余人，牵制了蒋介石原拟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 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创造红色大别山首度辉煌。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随后连续发动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1932年6月，以红四方面军“四大战役”胜利为标志，鄂豫皖苏区的发展达到鼎盛，成为拥有主力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30万人，根据地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建立了30个县市革命政权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三、在四支红军长征部队中，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大别山走出的红二十五军主动挺进陕甘，成为最早到达陕北、迎接党中央的“北上先锋”。
1932年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后，敌军仍以20万兵力继续“清剿”鄂豫皖苏区，“血洗大别山”。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危急情况下，挑起独立坚持大别山根据地斗争的重担，将分散的革命武装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建立红二十八军，先后取得郭家河大捷、潘家河战斗、杨泗寨战斗、葛藤山反击战、扶山寨战斗、长岗岭大捷等一系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沈泽民的临终报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带领省委一班人面对严峻的形势，力挽狂澜，坚持斗争。1933年11月10日，他在重病之中以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写完生前给党中央的最后一份报告。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于天台山北麓的卡房枣林村。
1934年11月16日，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罗山县何家冲千年银杏树下列队出发，开始长征。这是继10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的又一伟大壮举。
红二十五军是从大别山走出的第二支红军部队。在第一阶段的长征中，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打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桐柏山、豫西平原、伏牛山，进至陕南，经独树镇、庾家河两次生死存亡的恶战，在鄂豫陕边区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在为迎接党中央的第二阶段长征中，红二十五军出秦岭，过渭河，翻越六盘山，驰骋陇东，切断西（安）兰（州）公路，钳制敌军大量兵力，进而又主动挺进甘陕，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长征部队，并因此被誉为“北上先锋”，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临危受命、敢于担当，重建了红二十八军，使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红二十八军是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唯一成建制的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十五军奉命北上抗日后，为了集中力量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临危受命，以光山、罗山、商城等县的地方武装为主，于1935年2月3日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全军1400余人，高敬亭任政委。与此同时，独具特色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便衣队，也在鄂豫皖苏区遭敌严重摧残的情况下蓬勃发展，成为深深扎根于苏区群众之中的坚强革命力量。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英勇转战于鄂豫皖边区45个县，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正规军，歼敌18个营、15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使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所达成的协议，红二十八军和豫鄂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下辖4个团、3100余人。1938年3月8日，新四军四支队举行东进抗日誓师大会，随即从七里坪和邢集出发奔赴皖中、皖东，成为首批到达华中抗日前线的新四军部队。5月12日，第四支队第九团在巢湖东岸的蒋家河口歼灭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余人，打响了新四军在华中抗战的第一枪。
五、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先念勇于担当，重返大别山，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创建新四军五师，孤悬敌后坚持抗战，使之发展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六大战略区域之一。
李先念是从大别山走出的青年英雄。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参加“黄麻起义”，驰骋大别山区，威名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走出大别山时，李先念已成长为红十一师政委。在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中，李先念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迎接党中央，随后经历了三过草地、血战祁连山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当西路军悲壮失败之际，李先念临危受命，以坚强的毅力率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地越过戈壁滩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对于红军将领李先念的卓越功绩和英勇奋斗精神，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南下四望山，使之成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的发源地，使之成为江淮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孤悬敌后，独立作战，英勇抗日，战胜了敌、伪、顽的夹击，巩固和发展了豫鄂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至抗战胜利时，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部队已由南下信阳四望山时的160余人发展到5万余人。依靠豫鄂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援，新四军五师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对敌伪战斗达126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对顽军的自卫作战878次，毙伤俘顽军和顽军起义投诚的共3.2万余人。新四军五师在浴血奋战中，伤亡1.3万余人，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辉煌的历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在解放战争初期，位于中原解放区反内战前线的大别山军民，从全国战略大局出发，坚持大别山战略要地，用自己巨大的牺牲，为党在东北、华北、华东的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是人民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进行自卫战争的前哨阵地。这里踞险地而扼要冲，既可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行抗衡，也可对其他解放区形成有力支持。中原局势，维系全国。蒋介石欲控制中原，必先夺取大别山。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就调集20多个师和9个游击纵队，抢占通往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中原解放区。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1945年10月，集结在信阳四望山区的新四军五师发起了桐柏自卫反击战，历时两个阶段，歼敌7000余人。11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胜利，吸引了刘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路北段作战。”
“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全局的胜利”。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李先念恪守停战协定，率中原军区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在豫东南大别山区集结待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估计到，停战协议签订后，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蒋介石必然首先力图消灭这里的革命武装。3月，李先念派王震到延安请示工作时，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原部队要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全局的胜利。他要王震记住这些话，回去转告李先念。果不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所料，从1月10日到4月底，围困中原军区的国民党军队又增加到26个正规师、30余万人，向中原部队进攻1170余次，占领村镇1072处，修筑碉堡6000余座，将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分割围困在方圆仅200余平方公里的罗礼经光地区。同时，大搞经济封锁，欲置中原解放区军民于死地。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军区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在大别山战略要地克服千难万险，又进行了长达5个多月的战略坚持。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指挥中原军区部队于当日晚主动作战略转移，进行中原突围战役。李先念率领北路军，共1.5万人，连夜撤离宣化店，朝西北方向突围，6月29日夜，在信阳柳林打响了中原突围的第一场战斗，突破了敌人重兵把守的“钢铁防线”，胜利越过平汉铁路。中原突围，震惊中外，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七、在中原突围的紧要关头，为了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突围，皮定均勇当前锋，率领一纵第一旅6000余人在光山白雀园顽强吸引和阻击敌军，圆满完成掩护全军向西突围的艰巨任务。
1946年6月24日，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王树声正式向皮定均下达命令：“中原军区党委决定，由皮定均指挥第一旅掩护全军向西突围的任务。要不怕牺牲，用一切办法拉住敌人，迷惑敌人。只要三天之内敌人不能准确判断我军主力突围方向，掩护任务就算完成了。”皮定均以服务大局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天夜晚，皮定均命令部队由光山白雀园向东、东南和东北方向佯装出积极行动的姿态，以迷惑吸引敌人，便于主力向西突围。上了圈套的敌人以为中原军区主力要向东突围，以两个整编师分北、东两路扑来，轻重火力发狂似的向皮旅阵地倾泻。英勇的皮旅指战员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迫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经过连续三天的顽强阻击，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越过平汉铁路向西挺进。皮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后，决定向东突围。皮旅的指挥员深知向东突围山高路险，有超过自己十倍以上的敌人和无数道封锁线，但以大局为重的他们更明白只有向东和主力背道而驰，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敌人，减轻对主力的压力。为了给西线主力以更大支持，皮定均决定摆开长龙，以强行军速度，在国民党军眼皮子底下，插向其背后，显示中原军区主力向南突围态势。然后突然折东疾进，进入鄂豫两省的交通要道小界岭，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包围线，进一步策应主力西进突围。这个旅全面完成掩护中原局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后，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出敌不意，孤军东征，跨越岑峦叠嶂的大别山，一路斩关夺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大小战斗23次，辗转24个昼夜，行程750公里，除掉队、失散、伤亡外，以还是一个旅约5000人的完整建制，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这就是“服务大局、敢于担当”创造的奇迹。
八、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从大别山走出的三批子弟兵，以“服务大局、敢于担当”的革命传统，义无反顾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作出了实行战略反攻的重大战略决策，并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指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史称刘邓大军）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统一领导南征行动。当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从大别山走出的三批子弟兵（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新四军第五师），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肩负起重返大别山、实施战略反攻的历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到7月28日，刘邓大军经过28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4个师部6万余人，取得了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认为实施战略反攻的关键是：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然而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7月28日，刘邓给中央军委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刘伯承、邓小平原以为中央会批准他们的计划，没想到7月29日就接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一份标有3“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这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中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感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于是，为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局，刘伯承、邓小平敢于担当重任，决心不顾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的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尽快“直出大别山”。 8月1日，邓小平在部署跃进大别山的会议上强调：“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刘邓率二、六纵为中路，一纵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三纵为东路，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8月27日，刘邓大军主力越过最后一道天险——淮河，胜利到达千里跃进的目的地——大别山。
刘邓大军刚刚进入大别山战略要地，敌军就以23个旅的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合击而来。刘邓首长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北线牵制、南线展开”的战略部署，并具体指定了各纵队展开的区域。即一纵在豫东南，二纵在鄂皖，三纵在皖西，六纵在鄂东。9月5日至26日，刘邓大军一、二纵主力在商（城）光（山）边区连续发起河凤桥、钟铺、斛山寨战斗，三战三捷，歼敌数千人，取得了进入大别山首战的胜利。
在实施战略展开的关键时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9月27日在光山县砖桥文氏祠堂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主题是坚持大别山斗争，增强部队纪律和斗志，明确扎根大别山的基本任务。这次会议极大地提高了全军将士克服困难的信心、勇气和战胜敌人的斗志。10月8日至27日，刘邓大军连续发起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一举歼灭敌2个师、4个旅，取得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外线作战的空前大捷。10月29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宣布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两个月以来，胜利实施了战略，共计歼敌3万余人，攻克了23座县城，建立了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下辖8个地区33个县、人口达1200余万的根据地。
九、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艰难时刻，邓小平以“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的伟大风格，亲自带领大别山军民艰苦奋斗，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挺进大别山三种前途估计中最好的前途，生动地诠释了“服务大局、敢于担当”的革命传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1947年12月1日，蒋介石为解除心腹之患，遂集中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展开全面围攻，企图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为了打破敌军对大别山的“总体战”，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内外线粉碎敌人围攻、坚持大别山的指示，决定组成前、后两个指挥所，分兵作战，实施战略再展开。
邓小平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全过程中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最能体现邓小平伟大风格的时期。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事关解放战争转入战略的大局。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早已做好了“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的思想准备。他向部队干部动员道：“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邓小平这种一切为全局着想的伟大胸怀，为了全局敢于“啃硬骨头”的崇高精神，激励着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指战员，更加英勇地与强敌展开殊死斗争。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指示陈粟、陈谢两军要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策应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2月22日电告中央军委：“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邓小平始终是从战略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分析形势，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这个电报中以顾全大局的伟大风格，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邓小平在大别山常说：“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这就是邓小平所一贯思之、行之、倡之的服务大局精神和身体力行的品质。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仅以500多人的警卫部队作掩护，历经艰难困苦，与敌人日夜周旋于深山峻岭之中。他指挥各个纵队和鄂豫、皖西两区地方武装，灵活机动地实施了分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清剿”。在大别山反围攻的第一个月里，刘邓大军就歼灭敌正规军及土顽1.5万余人，先后收复县城10余座，取得了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重大胜利。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苦难与辉煌：“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敢于担当成就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大转折。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脚），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三种前途估计中最好的前途。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十、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群众像当年爱戴红军一样的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竭尽全力地支援淮海战役和解放军渡江南下，使大别山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支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期间，大别山解放区一方面“抽调适当兵力，集结固始地区，以防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南窜”；另一方面则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大别山区和江淮、豫皖苏人民共支援粮食1.05亿公斤、柴草2.65亿公斤，出动担架12.5万副、民工160万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1月3日，邓小平、张际春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经验时指出：“后方勤务的保障做得极好。支前司令部尽到了极大的努力，粮食、油盐、担架等做到源源供给，没有困难，所需弹药，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障了迅速、准确的供应，前线部队极感满意。”
大别山是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前进基地。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鄂豫、皖西两区支前司令部又发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支前运动，动员一切力量筹粮备款、修桥开路、运送物资，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1949年2月至5月，鄂豫、皖西区支前司令部在大别山各地，到处都建立了支前站、供应站，沿途贴满标语，红旗招展，群众在彩门前捧着慰问品热情迎送子弟兵。为了支援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大别山老区人民表示：“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英雄的大别山老区人民为解放全中国又作出了巨大奉献。据不完全统计，仅信阳革命老区就支援南下大军粮食1828.5万公斤、食盐1.5万公斤、食用油2500公斤、柴草2963.5万公斤，修筑公路672.5公里，修建大中型桥梁222座，出动民工8万余人、各种车辆1000多辆，动员民工达48.6万余人次。皖西革命老区支援南下大军粮食2779.5万公斤、食盐10万公斤、食用油3.1万公斤、军鞋5万双、毛竹50万根，出动民工1.27万人，动员民工91万余人次，修筑公路230公里，修建桥梁37座，组织民船300多只。各路南下大军顺利通过大别山时，都为受到革命老区人民像当年爱戴红军一样的热烈欢迎而感动至深，增添了打过长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力量。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个历史时期，大别山英雄儿女总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挺身而出；在革命历史进程的每个关键时刻，大别山英雄儿女总是为了全国革命的战略需要，敢于担当，铸就了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历史丰碑。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服务大局，敢于担当，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先后有200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英勇牺牲，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崇高荣誉。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从这里走出的三支红军部队历尽苦难，百死一生，百炼成钢，成就一个又一个辉煌，由此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共和国主席和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洪学智、李德生、尤太忠等46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领，大别山区的红安、金寨、大悟、新县、六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占全国十大将军县的二分之一。
正因为英雄的大别山儿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树立和传承着“服务大局、敢于担当”的革命传统，才能保持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22年武装斗争不断的奇迹，才能使红色大别山在中国革命进程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以“服务大局、敢于担当”为主要历史内涵、以“红旗不倒”为显著特征的“大别山革命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飘扬在党的旗帜上。
（作者分别为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和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