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图为《圣殿》新书首发暨图书签售现场。时秀敏 摄 |
本报记者 时秀敏
原标题：《圣殿》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本书是我献给信阳和信阳父老乡亲的礼物，是我献给那段苦难历史的礼物，也是我献给当下人的礼物！”5月5日，我国首部全景披露“信阳事件”的长篇报告文学《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信阳全国首发式现场，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报社主任编辑张向持大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我为此付出了十年，但依然无悔也无愧于当初的选择。”
“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敢于讲真话，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10年前，正是一位老共产党人这句振聋发聩的呼唤让张向持下决心踏上了一条艰难的采访之路，去触摸、探究、挖掘和反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信阳事件”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预料中的“三难”
在信阳，“59年”“过粮食关”等字眼有着特定的含义。那场持续3年的大饥荒以及由此带来的深重灾难被称为“信阳事件”，成为信阳人梦魇般的记忆。由于题材重大、敏感，几十年来，它一直被视为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的“禁区”无人触及，有的只是信阳人的口口相传。
张向持告诉记者，他对这段尘封历史的关注十分偶然。
1998年12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大型时政、文史月刊《百年潮》刊登了“信阳事件”当事人、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近二万字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首次公开披露了“信阳事件”。
张向持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时，只稍加浏览，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当时对“信阳事件”的认知也更多地停留在“饿死人”上。不久，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转载和评论让他重新认真阅读。这一次，他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后人最坦诚的告白。”
“张树藩告诉人们：那场生命灾难是个沉痛的教训，它说明了违背科学、作风浮夸的严重危害，更说明了方针、政策脱离‘群众路线’的惨重代价。”
张向持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发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信阳事件”的公开评价，并具有普遍的认可度。
“人祸”何以成为主要因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怎可能置饥民而不顾？网络上无休止的喧闹传达的多是消极情绪，声讨、怨恨、漫骂等声浪似乎淹没了一切。
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让张向持决定一探究竟。2005年年初，他首赴信阳，开始了艰难的实地采访。
面对朋友众口一词的质疑和担忧，张向持对未知的前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称之为“三难”：“采访过程会非常困难，写作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出版的难度可想而知”，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无非出版不了”，但“写出来就是胜利”。他当时的预期是，“一年完成采访任务，一年完成写作，再用一年完成出版。”让张向持始料不及的是，预期中的三年，他连采访都没能完成。
“三不”带来的震撼
采访的难度来自两方面：原信阳地区所辖17个县区大半属于山区，点多线长的地理不便，缺少保障的艰苦条件让采访困难重重。最难办的是无法得到官方配合,无法获取相关的档案资料,费尽周折找人难，找到了不愿意谈更难。
屡屡“撞墙”，但张向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六年间，他先后十数次深入豫南乡村，每次都在半月以上，跑遍了豫南山山水水，采访了百余位“信阳事件”亲历者。
张向持说：“尽管回忆很痛苦，但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如果见证人都不在了，等于我们丢掉了这笔财富。”
许多亲历“信阳事件”的老干部对他的采访鼎力相助，并表达了迫切希望向后人公开这段历史、反思教训、警示当下的共同心愿。
“一定要写，要尽快完成，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心愿变成现实！”愈深入采访，张向持信心愈坚定。
而一路走来，张向持始终萦绕于心、绕在耳畔的是张树藩临终前“坦诚告白”中的呼唤：共产党人任何时候要敢于讲真话，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这种坦诚的告白可贵在于，不是为了单纯‘声讨’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公正地审视是非，从中揭示天理人心；没有以怨恨的情绪看待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评论是非中呼唤铁肩道义。”
随着采访的深入，张向持不再纠结于追问造成“信阳事件”的表面原因，而是注重挖掘在这场大饥荒里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以及艰难岁月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些坦诚的告白和殷切的期盼，尤其是深深震撼着他的“三不”现象，让他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到了“一口饭”连着“一条命”的危急时刻，老百姓为什么“饿死不抢粮”？大灾难面前，老百姓在煎熬中挣扎，为什么“饿死不骂共产党”？灾难波及千家万户，为什么“饿死不杀牛”？为什么社会没有乱、中国没有倒？
“因为虽然特殊历史原因造成政策和决策出现了错误，带来了生命灾难，但共产党整体上没有‘远离百姓’，和老百姓没有‘离心’！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仍恪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千方百计抵御灾难、战胜灾难，与群众同甘共苦，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依然充满信心！”
坚守“一个底线”
“信阳事件”无疑是一段灾难史，但在《圣殿》中，更多展现的是大难临头之际，共产党人“为民舍命担当”的爱民情怀，广大群众“饿死不骂共产党”的赤胆忠心……这其中，有没有粉饰的成分？在描写真实与反思借鉴之间，在表现丑恶与传递正能量之间，还原历史的真实度有多少？
面对记者挑刺般的提问，张向持底气十足地给出了答案：“它很鲜亮，无需粉饰。一旦粉饰，这颜色就变了。”
“真实，本质的真实”，正是张向持坚持的“一个底线”。
“作为从业多年的新闻工作者，我深知真实的价值。尤其是‘信阳事件’，如果不真实地呈现出来，就没有生命力，谁都不会接受。”
采访中，为了弄清一件事，张向持往往要花上好几天工夫，还要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反复求证。大家都认为有普遍意义的，他才会让其进入作品。
“我从这场灾难中感受到了伤痛，因为这种伤痛连接着巨大的生命代价；但也感受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振奋，因为这种振奋连接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连接着共产党人曾经的风采，连接着后人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这些恰恰是今天被我们淡忘却又必须追回的。”
经过6年的采访、写作，34万字的书稿告罄，其主体部分以《代价——信阳事件沉思录》为名在2011年第11期《中国作家》杂志纪实版刊发。此后4年，书稿辗转于10多家出版社，最终于今年3月通过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批。在张向持看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正是《圣殿》得以面世的时代大背景。
在《圣殿》的《后记》中，张向持这样写道：
“2006年11月下旬，远在欧洲的乌克兰人在全国各地集会，纪念大饥荒七十三周年，在七十三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有近千万乌克兰人被饿死。集会主持人说，我们这样做是‘要提醒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前辈有过怎样的可怕经历。这些事件提醒我们要珍惜面包，记得我们中间还有挨饿的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警示。”
“我们有过同样的‘大饥荒’，却从未有过提醒后人‘要珍惜馒头’的纪念活动。我们在担心什么？无论担心什么，都不比担心‘忘记历史’更重要。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不该成为这样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好比“圣殿”，人民群众好比“根基”。巍峨圣殿，牢于根基。
这，正是《圣殿》要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