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1版）红四军第11师参谋主任，参加了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作战；1935年，随部参加长征，任红四军第10师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了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朝利任129师385旅769团参谋长。129师奔赴抗日前线，769团为先头部队。当时，日军正进攻在忻口一线设防的国民党军。769团秘密进入日军的后方，发现在阳明堡有一个日军飞机场。范朝利与三营的指挥员一起制订了具体的突袭机场方案。深夜11点钟，三营营长赵崇德率领全营战士涉过滹沱河，接近日军机场。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的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日军机场守备队被歼100多人。这一仗是769团也是129师抗日出师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在忻口前线的作战。
1938年9月，范朝利任385旅参谋长；1940年2月起，任冀南东进纵队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冀南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1943年8月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战胜利后，范朝利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邯郸战役；1947年8月，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
1948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参加淮海战役。第二纵队由范朝利、王维纲率领，日夜兼程，到达指定地区，参加了阻击黄维兵团的战斗。范朝利和王维纲召开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范朝利在会上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要不怕伤亡，英勇作战，如果战斗中伤亡较大，要边打边补充，坚决打到底！”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紧紧包围在双堆集地区。第二纵队当面之敌是敌人第85军。敌人步兵在坦克的伴随下，向二纵的阵地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对敌人坦克的进攻，唯一的武器是手榴弹，战士们把4个手榴弹捆成一捆，将其炸毁。范朝利把“火烧敌坦克”的战况向刘伯承司令员报告。刘伯承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充分发挥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个经验要推广，要发扬。”
新中国成立后，范朝利任川南军区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第14军军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6年7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离职休养；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范朝利一直埋头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从不争名争利。他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30年，职务始终没有变动，但他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范朝利每次上班时，腰板笔直，精神抖搂，但一回到家里，就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闭着眼半天不说一句话。有一次，范西红看到父亲一脸疲倦的样子，就问：“爸爸，您怎么了？是太累吗？”他摇摇头说：“没事，脉搏有点不齐。”范西红说:“请医生看看吧。”范朝利说:“大不了就是死嘛。我的计划是活到60岁，为党工作45年，现在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死不足惜。”
范朝利一生廉洁奉公。他下部队，工作餐绝不允许超过标准，多炒一个鸡蛋还硬要人家端下去。有次病重，由于不能进食，营养不良，低蛋白浮肿，医院给他输了些血浆和蛋白。按医院的规定，这是需要自费的，回本医疗单位报销。范朝利认为这是侵占了公家的利益，大发雷霆，拒绝再用药。
范朝利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子女，使他们健康成长。1979年，部队机关干部和业务干部定职时，范朝利把在济南附近工作和正探家的子女召集到一起开家庭会，告诫他们说：“战争年代咱们党有个好风尚：争地位自感脸红，争待遇自感耻辱。你们要学习这种革命品德。”他要求孩子们做到，定职高低不计较，在待遇上不攀比。大儿子范献民当兵20年，比范献民入伍晚的同志成了他的领导。范献民不计较个人利益，兢兢业业工作，被所在单位评为“模范党员”。长女范西红在部队医院工作，初到部队，什么活儿都抢着干，同志们送给她“假小子”的绰号。当兵一年后，首批任命的护士名单中没有范西红。范西红委屈得哭了。正好，范朝利路过部队，问清了来由，微微一笑，平静地对女儿说：“丫头，别哭了，这有什么!人是要比的，比工作，比学习，唯独不能比地位，比名利，做卫生员，做护士，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只要做好工作就行了。”范西红很想得到一个上大学的机会。范朝利告诉她，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真正有学问、有本领的人是靠父母扶起来的，勉励她刻苦自立。范西红按照父亲的教诲，坚持骑自行车到几十里路外的地方上“夜大”，毕业考试时每门功课都取得优秀成绩。后来由于工作出色，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三女儿范苏红文化程度较低。在父亲的鼓励下，她自修了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药物化学、护理学，并运用自学的知识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被部队树为“学雷锋标兵”。范朝利有个孩子的爱人在外地工作，想找个关系调到爱人工作的地区去。他知道以后对孩子说：“人事调动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私下找人不符合党的原则。”范朝利有4个子女夫妇两地分居，他们都能正确对待，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
2006年5月底，已是92岁高龄的范朝利患了严重的脑疝，情况十分危急。专家会诊后，对其进行了手术。范朝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手术后的第5天早上，范朝利终于睁开了眼睛，用孱弱的声音说出三个字：“交党费！”几十年来，范朝利一直在月底按时缴纳党费。在范朝利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党章和一个放大镜。平时，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就会坐在床上，手举放大镜逐字逐行地看上几段。
2012年8月6日，范朝利在济南病逝。
（整理人：孙 伟 董绍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