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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经中共湖北省委推荐，时任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的杨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临行前，杨松把恩师董必武、陈潭秋及父母亲等邀集在武昌的黄安学社，吃了一餐便饭。席间，杨松对恩师说：“感谢启蒙老师‘天下为公’的教导，我一定‘吾日三省吾身’，刻苦求学，立志奋斗。”在中山大学，杨松致力于马列主义研究，两年后毕业，又入研究院深造，阅读和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1927年10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月，杨松前往远东海参崴，担任太平洋职工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九·一八”事变后，杨松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托，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的名义，负责处理满洲问题。杨松到东北后，以乡村医生或杂货店老板身份为掩护，秘密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分别组建起东北抗日联军第四、五、六、七军和吉东、哈东、东满、南满等特委。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和发展及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东北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之一。
1938年2月，杨松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秘书长、宣传科长，执教于马列学院。在处理日常公务及授课外，他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7万余字；与吴亮平合编《社会科学概念》一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等刊物撰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1941年5月，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杨松任总编辑。办报初始，人少事繁，他除亲理各项日常事务外，还亲自修改文章、撰写社论。
杨松在东北从事抗日游击战争时，由于环境恶劣，患了肺病，后来经过在苏联的治疗，已经基本痊愈。但是，自从到延安以后，由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加之当时的营养条件很差，他旧病复发，身体很快垮了下来。陆定一回忆说：“杨松是个好同志，服从了博古，一天写一篇社论。据说一连写了29篇，身体就垮了。”起初是咳嗽、发烧，腰老是直不起来，大家都劝他去检查一下，他也答应抽空去医院看看，但是一工作起来又忘记了，以致越拖越重。
1942年2月，杨松的病情加重，连续吐血，但他用手绢捂住口，仍奋力工作。经过博古、张闻天等人一再敦促劝说，他才答应到中央医院治疗。他躺在医院，仍吐血不止，被子、枕巾都染上了鲜血，血中含有很多海绵状的物质，医生说是腐烂了的肺部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在夜里护士休息后，自己靠着枕头为报社写文章，有时通宵达旦。护士和身边的同志不得不把笔墨纸收藏起来，强迫他休息。他恳求说：“时间对于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笔和纸给我吧!”护士们望着杨松那浮肿的面孔泛起不正常的红晕时，无不偷偷地落泪。
重病期间，每当报社的同志前去探望，他都逐一询问国内外的时局和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当听说有的年轻同志不安心于报社工作时，他便托人把这些同志找来，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们：“要为党、不要为个人利益打算，个人的得失算什么。”他以极大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直到生命垂危时还表示：“病好后，要为党再奋斗三十年!”
党中央十分关心杨松的病情。毛泽东曾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拿出自己的100元稿费给杨松买营养品。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使杨松充满战胜病魔的信心。他对博古说：“我的病有好的希望，我准备用七八年的时间和病魔战斗，病愈后还有几十年可以为党工作。”
1942年11月23日上午，杨松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用微弱的声音唱出：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突然间，歌声停止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杨松逝世后，党中央和解放日报社在延安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整理人：孙 伟 董绍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