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1版）
1928年2月，湖北省委遭到破坏，郭述申受到国民党通缉，处境十分危险。同年春夏之交，他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不久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8年秋，郭述申受党中央派遣赴河南工作，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1929年4月，郭述申任中央巡视员，到豫南巡视工作。在巡视商城时，郭述申不顾个人安危，妥善处理了惊动中共中央的“二徐（徐子清、徐其虚）一戴（戴亢若）”案，清除了商城党内的投机分子，增强了大别山党组织的团结，为整个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0年2月中旬，郭述申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听取了郭述申关于大别山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2月下旬，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冈、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今属湖北省）、霍邱、寿县、颍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17日，中共中央又给湖北省委发出指示信，决定由郭述申等9人组成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书记。4月，郭述申在新县箭厂河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了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正式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
1931年2月，新的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曾中生任书记，郭述申改任特委组织部长。郭述申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并积极协助新任书记开展工作。5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郭述申担任分局和鄂豫皖省委委员、分局和省委组织部长，不久，担任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8月，郭述申调任陂孝北县委书记，9月又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
1932年11月下旬，郭述申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先后领导恢复和重建了赤城、赤南和六安等3个县委及若干工委、区委，重建和整顿了道区各级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郭述申等道委领导组建红军并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扭转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混乱的形势。
郭述申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抵制肃反的“左”倾错误。1933年2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领导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明正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认真调查，认为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三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红军里难得的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郭述申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1934年夏初，由鄂豫皖省委代表派遣到皖西北巡视工作的同志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认定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兼第三路游击师政治委员吴宝才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对此坚决反对，和这位同志激烈争吵起来。1934年9月28日，鄂豫皖省委错误地认定郭述申“缺乏残酷的复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鄂豫皖省委撤销了郭述申的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让他回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科长。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郭述申调任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11月25日，部队进到独树镇拐河，与敌一个旅和两个骑兵团遭遇，二二四团不明情况后撤。事后，有人说拐河战斗发生军心动摇、队伍溃退，责任全由郭述申负责，公然说郭述申是“反革命”、“第三党领袖”。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气愤地拍着桌子说：“说郭述申同志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你们这些人，把老郭同志整得还不苦吗?你们还想干什么?把忠臣良将都害死?不干共产主义了吗?那才叫真正的反革命哩！”郭述申这才幸免于难。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郭述申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他入红军大学学习，任第一科党支部书记。1937年2月，郭述申任红三十一军政委。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郭述申历任辽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郭述申在东北工作了十几年，历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市总工会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等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郭述申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1994年7月14日，郭述申在北京病逝。他在遗嘱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在我觉悟到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要求入党（1927年6月）以来，已经整整60年了。在这漫长的奋斗生涯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但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刘华清等同志在《德高望重，功垂青史》的悼念文章中说：“述申同志把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他身上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体现了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整理人：孙 伟 董绍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