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慧思、天台智顗、东渡鉴真是我国南北朝末及隋唐时期的三位高僧大德。他们不仅是佛教界的大师，更是我国人文史上的翘楚。其思想、智慧、理论、信念和毅力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文化大花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一直影响至今。特别是在一水之隔的东邻日本，他们的名字真可谓如雷贯耳，耳熟能详，千百年来一直享受着十分虔诚的崇敬。在日本，有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他们，有不可数计的寺院在供奉他们，更有数以千万计的信徒、民众及日本皇室成员在追随其足迹，以作为他们的崇拜者和顶礼者而自豪。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这三位历史名人竟是同山而出。位于河南省光山县城西南20公里的大苏山，是一个地道的“藏在深处少人知”的佛教名山、文化高山。这里是中国化佛教天台宗的思想发祥地，是中国化佛教航船的启锚地，是天台二祖慧思传法道场和天台宗集大成者智顗学法得道“大苏开悟”之地，因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由于大苏山历史文化的厚重，自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许多佛学研究机构和日本、韩国及我国港台地区的著名专家学者都把目光投向这里。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杨曾文，著名哲学教授和佛学专家楼宇烈、萧疌父、唐明邦、段德智、孙昌武、麻天祥、黄夏年、龚杰、李志夫等，或只身来此考察，或亲笔撰文题词，使沉寂并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百余年的大苏山拂去尘埃重新站立，并以天台始祖庭的固有文化魅力而享誉东亚，成为我国佛教文化的一颗灿烂明珠。
天台源于大苏山
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胸怀天下“名高嵩岭，行深伊洛”的慧思大师率徒从北方嵩洛地区赴湖湘南岳、武当一带修行途中，因遇前方战火而暂停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先入齐光寺，次年（554年）入大苏山，并留下了“吾师告我遇三苏则住”的千古美好传说。在大苏山上，他开坛宣讲《法华》、《般若》二经，亲铸金字法华般若盛之于琉璃宝函，“以待弥勒出世”。他亲笔著述《立誓愿文》唱告诸方：“中国人也要成佛，中国也要有自己的佛国净土。”从而在大苏山上第一次吹响了佛教中国化的号角，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性进程。在大苏山上，他完成了《法华安乐行义》、《随自意三昧》等奠定天台宗理论基础和精髓的著作，为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诞生准备了理论条件。因此，其名望不胫而走，故而“数年之间，归从如市”。虽然光山当时地处陈齐边境，刀光剑影，五众离崩，民不聊生，但“英挺者皆轻其生，重其法”，不畏艰险，义无反顾地前往大苏山归依慧思，一时间“跨险而到者填聚山林。”
公元560年，年仅23岁的智顗在荆州发出“禅悦怏怏，江东无足可问”的豪言，冒着战火，千里跋涉，慕名来到大苏山归依慧思，并认定只有慧思才是自己的终身之师。在大苏山上，慧思为其“示普贤道场，为说安乐行”，指导其行法华三昧，授“一心三观”、“三谛圆融”、“定慧双修”等法华理论精要和修行法门，并让其代讲金经（金字法华般若）。智顗在恩师教诲下，“昏晓苦到，如教研心”。“于时但勇于求法，而贫于资供，切柏为香，柏尽则燎之以栗；卷帘进月，月没则燎之以松，息不虚黈，言不妄出”，被慧思称之为“非尔弗证，非我莫识……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矣，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最终，师徒二人在大苏山上演释了我国佛教史上的千古绝唱——“大苏开悟”。
公元567年，慧思大师在理论成熟、僧团完备、传灯者造就的前提下，开始了其东进南征之旅，即指派智顗率法喜等27人前往南朝陈都建康（今南京）传法，并一再叮嘱“要令法久住，莫做最后断种人也”。智顗牢记恩师重托，离开大苏山，在建康瓦官寺开讲在大苏山学到的“新法”而轰动整个京城，以至陈宣帝下令每周停止办公一天去瓦官寺听智顗讲《法华经》。575年，智顗感到开宗立派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入浙江天台山，正式打出天台宗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化佛教第一个宗派的诞生。因此，智顗是从大苏山走出的一代天台宗师。
公元568年，慧思亲率徒众40余人离开驻锡达14年之久的大苏山，前往湖湘南岳，十年后（577年）在南岳入灭，史称思大和尚、南岳大师。慧思为什么要离开大苏山？依据史料，笔者将其综合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岳衡山是其修行的最终目的地，因为，当时南朝的佛教，朝廷支持力度大，环境较好；二是在大苏山上，他彻底完成了天台理论的奠基和培养出了智顗这样的可靠传灯者；三是战火即将临近陈齐边境的大苏山；四是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呈现出“北方重禅定，南方重义理”的状况，而慧思倡导的“定慧双修”则起到南北互补，相互交融的积极作用。在弟子智顗成功东进后，他决心亲身南征，以推动天台思想向南发展。佛教的统一为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提供了文化和思想的前提。因而，慧思的东进南征在本质上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元584年，即在慧思离开大苏山16年后，正值天台宗如日中天、风靡全国之时，后人为纪念慧思结庵驻锡大苏山、培育智顗之功，特在大苏山上勒石“住大苏山慧思开石”。至今，虽经1500余年的风雨侵蚀，大苏山慧思结庵摩崖石刻的字迹仍依稀可辨。
唐神龙中（706年），被称为“天下四百余州授戒之主”的律宗大师道岸回到故乡光州，一为报恩出生地，二为追念天台二圣（慧思、智顗），在大苏山之阳原慧思结庵处修建了净居寺，在山顶置塔曰：“紫云”，并亲手在寺前植龙柏和银杏（又名同根三异树）。从此，大苏山开始有了晨钟暮鼓，袅袅梵音。寺于唐广明庚子年（880年）焚于兵火，宋乾兴年（1022年）复建，真宗御笔亲题“勅赐梵天寺”。在随道岸回光州的弟子中，就有后来被称为“过海大师”的鉴真和尚。705年，道岸为其授菩萨戒，第二年鉴真随师到大苏山修持并帮助师父修建净居寺。717年，道岸圆寂后，鉴真继承师父遗志，继续在江淮一带传播南山律宗，“江淮之间，独为化主”，终成一代名师。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途中慕名来到净居寺，留下了《游净居寺诗并叙》的美好诗篇。其时，“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张耒等及宋以降名贤学士皆步苏轼后尘而歌之，大苏山净居寺又成为名副其实的“诗城乐地”。
鉴真东渡 最澄来华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代表着先进方向、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向外传播，以教化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受益。这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博得了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敬慕和崇仰。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不再仅仅是丝绸和茶叶等农副产品的实物形态交流，更深刻的则是文化和制度基础的学习和交流。这样，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便顺乎自然地走进了历史。
中日间早有秦时徐福率500童男童女东渡扶桑的美好历史传说。然而，精确的史料则更真实地记载着两国的交往史。从隋至宋长达数百年间的相互交往中，文化的交往尤其是佛教的传播则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日本推古天皇于592年首派使节和留学生入隋学习开始，就派有留学僧来华。据1980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日本在隋朝派到我国的留学生、学问僧留下姓名的有13人，其中学问僧8人，约占全部人数的62%。再如，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的300多年间，先后向唐朝派出遣唐史19次（其中3次未成），几乎每次都有随行的入唐留学僧。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约有138人，其中留学僧105人，占76%之多。那么，在大苏山上诞生，后被称为“日本佛教和文化之母”的天台文化及其创始人是如何传到日本的呢？我们不妨根据杨曾文教授所著的《日本佛教史》中提供的史料来追溯这段美好的往事。
唐天宝元年（742年），来华留学已10年的日僧荣睿、普照，闻鉴真律学造诣高深，特到扬州大明寺诚请鉴真赴日传律。二日僧对鉴真大师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尚）东流兴化。”鉴真毅然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于是从天宝二年（743年）便开始了历时12年的东渡，其间，前五次均告失败，鉴真双目失明，日僧荣睿病死途中。尤其是第五次东渡（748年）竟被台风刮到海南岛振州（今三亚市），经历的苦难难以诉说。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驻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等完成使节任务后，取道扬州回国，并到扬州延光寺拜谒鉴真，当面问其是否愿意继续东渡，大师当即表示不渡扶桑心不甘。于是进行第六次东渡最终得以成功。对于鉴真的到来，日本皇室和民众欢喜若狂。天皇在诏书中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尚）”，并敕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号。随后，鉴真大师在奈良东大寺为圣武天皇授菩萨戒，并建唐禅院。756年，又建造了完全具有唐朝风格且保存至今的唐招提寺，并长期在此传授律学，培养人才，直至763年圆寂。鉴真成了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使大唐文明之风劲吹东瀛。他不仅获得了日本人民的深切爱戴，而且成为千余年前中日友好的伟大先驱和使者。据《东征传》载，鉴真带往日本的东西，主要为两大类：一是佛教类，如佛、菩萨雕绣像及佛舍利和各类经书、律论等；二是珍贵文物和工艺品，如王羲之、王献之墨宝真迹及水晶、金银等制的佛具以及香料、药材等。另据大苏山净居寺最后一位僧人空悟言，相传在鉴真第一次东渡时，专门还带有苏山茶。他还把大唐先进的建筑艺术、医药知识、农耕文明传到日本。就是在他所载的佛经中，除大量南山律宗经论外，第一次把源自光州大苏山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带往日本的天台著作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天台三大部）、《四教义》、《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法华三昧忏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六妙门》等。与此同时，随鉴真东渡的弟子中，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皆为天台宗僧人。大师本人在传播律宗的同时，兼授天台佛法。据日本《本朝高僧传》卷五十七记载，鉴真弟子法进曾向日僧讲“天台三大部”四遍，很受欢迎。这样，就使日本皇室和信众第一次了解出自大苏山的天台二圣——慧思、智顗。在与日本僧人的交谈中，鉴真大师还饶有兴趣地提起同山修持的前辈大德慧思：“昔闻南岳思禅师，生彼为国王，兴隆佛法是乎？”据日本佛教传，推古天皇时期的圣德太子是中国天台宗二祖慧思的转世，特以兴隆日本佛法。由此可见，早在千余年前，大苏山开山祖师慧思在日本就不仅仅是大名鼎鼎，而且被推高到日本皇家的地位了。这既是慧思及中华文化之幸，也更是大苏山的光荣。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专门参访了唐招提寺，向早在1200多年前就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大师带去祖国13亿人民的问候和崇敬。笔者看到这一新闻，随即胡诌小诗四首，其二、三首分别曰：“矢志功成须坚贞，等闲生死不二心。此身既为唐风许，誓将佛法传东瀛”。“一衣带水两相邻，文俗相近有渊痕。欲解千年沧桑事，随时可去问鉴真”。
虽然鉴真大师把天台宗最早带到日本，但天台宗在日本得以确立，并最后创立日本天台宗，则是由日本僧人最澄完成的。对于日本来说，如果鉴真东渡是“请进来”，那么最澄来华就是“走出去”了。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9月，最澄和尚经过50多天的航行，到达唐明州鄮县（今浙江宁波），随后到达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在龙兴寺拜见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从受天台教法和《摩诃止观》，并从受大乘“三聚大成”。此后登天台山，从佛陇寺行满受并天台教籍82卷，行满殷切祝愿最澄：“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报我严训，生生世世佛种不断，法门眷属，同一国土……”通达解脱。由此可见，行满法师对最澄寄予何等厚望！因而，最澄是来华完整修习天台宗的日本第一人。805年5月，最澄满载中国天台法门和230部466卷经书章疏，搭乘遣唐使的船回国，向天皇上表复命，并将经疏和《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及图像、法器等献给朝廷。在朝廷支持下，最澄于806年在比叡山正式创立成为“日本佛教和文化之母”的日本天台宗。比叡山也因此成为日本平安时期的根本道场。至此，在光山大苏山产生的天台“种子”，经过鉴真大师的初传和最澄大师的播种，最终在东瀛之邦生根开花，长盛不衰。据资料介绍，目前，日本天台宗信众高达500万之众。从中还可以看出，日本天台宗真正建立的时间为806年，但现在日本以804年为天台宗建宗时间，估计是把最澄来华开始作为建宗时间，这也在情理之中。
日本友人的大苏山不了情
天台宗东传日本的经过，充分表明文化的交流是国与国之间邦交的桥梁和纽带。这种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虽会因国家之间的政经关系冷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却是如刀劈水，剪不断，仍长流。近代以来，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但两国民间的文化联系并未完全切断，日本社会中的良知者总是在为“报恩”而奔走呼号。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民间的文化互动交流，甚至成为推动两国邦交的重要力量和民众基础。这种民间交流的文化情怀，大苏山感受尤为真切。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国门的洞开，大苏山净居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学者和天台僧人。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不是普通的旅游观光者，而是沿着慧思、智顗当年的足迹，以探日本天台文化之源，拜谒天台祖庭发祥之地，前来大苏山寻根问祖有特定目的的寻访者。据不完全统计和笔者直接接待过的有：1988年7月，日本大正大学教授、佛学部长村中佑先生率“日本第二次天台智者大师足迹探访之旅”访中团一行13人来大苏山追思“当年慧思、智者大师在此生活修法的情形”，村中佑先生还将自己的佛学著作《大乘佛典》一书赠送给光山县政府。1997年，日本佛教界“智者大师足迹”电视片摄制组远涉重洋来到大苏山采访拍摄，并赠联曰：“九龙捧圣有高僧，千五佛光沐东瀛”。这副联上句中的九龙捧圣是大苏山自然奇观之一，即站在大苏山之巅，放眼望去，其四周共有九条山脉都是朝向大苏山，而且呈现出山岭舞动直奔大苏山而来的动态视觉感。因而，其大意为：传法于大苏山的慧思，得法于大苏山的智顗是龙护凤朝的圣僧。后句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1500余年前诞生于光州大苏山的天台宗传播并照耀着日本。1999年8月，以坂本广博为团长的日本天台宗信众观光团一行9人，参访大苏山净居寺，虔诚地拜谒天台思想发祥地。2000年5月，“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学术研讨会”在光山召开，日本山形大学教授松尾刚次、日本学者川崎道子，大正大学讲师秋田光兆、神达知纯等8人专程参会，为会议带来了日本方面研究天台文化成果的论文，并在大苏山净居寺深情地礼拜。2005年9月，日本东京大学佛学研究所教授小岛岱山来访净居寺，表示回国后要大力宣传大苏山净居寺，让更多的日本民众来此探拜。2007年5月，日本兵库县播州清水寺“中国大苏山参拜团”一行14人，在团长清水谷圆英率领下参拜净居寺，并做天台法事。2009年11月，“中日韩天台学术对话”研讨会在大苏山净居寺召开，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菅野博史、早稻田大学教授华野充道、新泻大学教授中西启子等5人赴会，在会上提供了高质量的论文，回国后在日本著名的宗教报纸《中外日报》上以一个整版版面的内容来介绍“对话会”实况及大苏山境况，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介绍日本著名政治家、佛学家、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与大苏山的情缘。池田教授是日本公明党的创始人和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接见他。佛教讲的缘分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甚至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味。2005年，笔者去北京出差，抽闲空去王府井书店一逛。在一书架上，偶然发现一本日本池田大作所著的《我的天台观》，便信手打开一览，书里竟有两章专门写光州的大苏山（第三章“与南岳慧思的相遇”，第四章“在大苏山的七年”）。霎时，那种激动和自豪难以言表。原来我们的大苏山在日本，在国际名人的笔下竟是如此的出彩！我毫不犹豫地买下该书，并数次认真阅读，心中激起难以平静的涟漪。
为使读者能够大略了解天台宗及其创始人在日本学者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笔者不妨较多地摘录该书中的有关表述来证明。关于对智顗的评价，书中如是说：“天台（智顗）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巨人，其业绩不止于佛教界，‘一念三千’等天台哲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巨峰。智者立足于中国古来诸多思想和佛教思想交汇处，使中国佛教形成一个能动的体系。”“从佛教史的流脉来说，释尊阐示佛教的根本原理，而天台使佛教作为一个哲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完成。”他“将创始于印度的佛教从理论上集大成，牢固地奠定了东方哲学的基础。”“天台的佛法是继承了佛教的正统，耸立于释迦以来印度和中国佛教史上的最高的哲学。”关于天台宗及智顗对日本佛教和文化的影响，书中写道：“一种伟大的哲理会超越时代、国界而传播和渗透。天台思想是诞生众多的日本佛教和日本文化之母。”“日莲佛法（指日本佛教日莲宗）是民众佛法，其强有力的出发点，没有天台则无从谈起，没有天台的法华三大部，佛法在日本的发展就会失去光明，处于黑暗之中。”关于慧思及慧思与智顗师徒关系的评价，书中写道：“佛法决不是只求个人的解脱，以自我满足而告终。真正的佛法实践者就是要建立一种法，能使沉浸于苦恼、迷失道路的人们从其生命的深层进行变革。这就是慧思所追求的佛法。”“有着南岳这样伟大的先驱者，才产生天台那样伟大的继承人。天台的伟大也是南岳伟大的证明。”“南岳在大苏山待这么长的岁月究竟是为了什么？从结果上看，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使命——发现和培养了天台智者这样一个真正的继承人。”“天台在大苏山受南岳传授渐次、不定、圆顿三种止观。在师父南岳的门下获得了种子，发了芽，长出花蕾，开出了绚丽的花朵。”至此，在池田教授的书里，师徒二人的关系，智顗创宗辉煌的源泉，可谓一目了然。
池田教授不仅在佛学研究上对大苏山、天台宗一往情深，而且对中国人民也有深厚的感情。早在1968年，他就倡议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为此不懈努力。2005年前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自1972年建交以来的低谷。池田教授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良知，以自己家庭在战时的经历，以自己大哥在中国战场上亲眼所看到的日军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凌辱，批评小泉当局的错误言行，并疾呼：“培养青年，为青年开辟进取之路才是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反之，利用青年充当战争的牺牲品就是魔鬼般擅权者。”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唯有正视历史，放眼未来，以史为鉴，去实现和平，以诚实之心积极努力，除此之外，日本别无选择。”“当今世界，从左右邻里到国家关系，外交应该有兼容并蓄的宽容，这才是人类的聪明智慧。”他站在未来的高度进一步提出，国家之间“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外交往来，而应加强教育文化交流，推动和加深人与人能合作对话之路，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和追求。”他殷切希望：“心与心联结成的民间外交，积跬步以行千里，以渐进的方式增进相互交流，希望最终能够融化掉那些所谓国家权威、国家利益等厚重的坚冰。”重温池田教授10年前的真切话语，对照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不禁让人有振聋发聩之感！
笔者是大苏山净居寺文化的爱好者，读着池田教授的《我的天台观》，又从媒体上看到他对当时中日关系的论述，便情不自禁地给池田教授去了一封信，并随寄《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研究》、《大苏山净居寺》两本书。在信中，我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和大苏山文化爱好者的身份，首先感谢他对中日关系所发表的友好言论，并向他介绍天台思想发祥地——大苏山现状，诚邀他亲眼来看一看他笔下的大苏山。池田教授委托创价学会国际室室长吉乡研兹先生给我回信。信中说：从先生的信中，“浮现在河南省光山县及大苏山净居寺的美丽风景。遣唐使及遣隋使代表着日中两国长期以来处于友好关系。我国向贵国学习许多技术和文化，以贵国为楷模运营了国家。池田名誉会长通过历史，教导我们对日本来说中国是大恩之国。”“众所周知，天台大师的思想影响了我会信奉的日莲大圣人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先生赠予名誉会长的书籍，一定会成为我们研究的好资料。”并回寄池田教授所著的《佛法西与东》、《法华经的方便品》两本书。我想，这不正是他所希望的“心与心的联结成的民间外交吗？”这种以民间文化交流为纽带的交往方式不断增多，相信定会“推动和加深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互相理解”而能走上“让人与人能合作对话之路”，最终以融化“厚重的坚冰”。笔者坚信，这既是池田教授的殷切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期盼。
前不久，看到“中国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健民先生在中日某交流会上就目前的中日关系发表的“三有”看法：有困难，“两国政府间不论出现什么样的困难，不应影响人民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有办法，即中日两国政府及民众有智慧和思路来破解目前的僵局。有希望，尽管今天的状态处于严冬，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吴先生的发言同池田教授的言语真是如出一辙，心心相印，它们在本质上深刻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在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困难之时，要靠两国人民的智慧来克服。这种智慧的基础就是一个事实：两国是天作之合、地造之成的“邻居”，而且是谁也搬不走的“邻居”。因此，两国之间只能友好相处，别无选择。两国之间不应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事实上，谁也吃不掉谁。今日的中国，既不是120年前甲午战争时、1931年“9·18”事变时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的中国，也不是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中国。日本则更是世界20强和G8之一。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人的心胸很大，总是用向前看的胸怀和处事风格来友善地对待世界和周边。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中日之间在经济上已超越互补性阶段，而是相互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在地区安全上，需要的是合作，而绝非蓄意挑事。
中国有句古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笔者认为，这个“难”字，不仅仅是指自然灾难、瘟疫和战争，也应包含平时所遇到的困难。因此，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义务、有责任担当，除立足于自己的岗位建设好国家外，就是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大局出发，多说多做有利于两国民间友好的话和事，以帮助融化“坚冰”，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千余年前，鉴真大师同日本僧人谈日本佛教时曾念一偈云：“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大师的忠告和期盼感人肺腑，催人自思，时隔千年，言犹在耳。中日两国虽山川各异，但却同在亚洲这片天地，共享一轮明月。两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理由。由此，我的思绪又回到大苏山上——
大苏山，千多年来，你已经为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做了许多许多。今天，我对你倾注了更多、更大、更美好的期望，并深信，你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作者系光山县大苏山净居寺文化研究会会长）
本文参考书目：《高僧传》、《续高僧传》、《日本佛教史》（杨曾文著）、《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研究》（黄心川主编）、《我的天台观》（池田大作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