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1版）并规定反攻时期的四大任务:“(一)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二)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一切城市。(三)收复整片苏区鄂豫皖和扩大新苏区。(四)拿鄂豫皖苏区积极反攻和反攻胜利来多牵制敌人的兵力，帮助中央苏区。”恰在这时，省委收到《中共中央致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其中规定红二十五军的“反攻计划”是:第一步“应当以消灭七里坪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此后去夺取河口、红安；第二步“夺取新集”和“光山与麻城间重要道路的中间地段”，并“准备把红安与麻城东北的苏区和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联系起来。”据此，省委贸然决定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夺回七里坪。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并在七里坪外围同防御之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七里坪战役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转移阵地。沈泽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沈泽民认为围攻七里坪的失败，“是机械的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是由于“力量相差太远”和“粮食困难”。
1933年10月2日拂晓，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途中，由黄土岗与四道河之间，强行穿越潢（川）麻（城）公路。敌军以猛烈火力阻击红军。沈泽民和吴焕先军长率2000余人通过后，徐海东副军长及后续部队被因敌军的夹击被截断在路东。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地区。过了潢麻公路以后，沈泽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说什么也不肯走了，非要在那里等徐海东，并痛心地对吴焕先等人说：“现在看来，我们根本就不该到皖西去。如果不去皖西，哪里能造成这等损失，落到如此困难的地步？作为省委书记，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现在不是讨论谁负责任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此久等，应该争取时间赶快转移，否则这2000多人也会被敌人包围！”吴焕先见沈泽民不肯动身，心里非常着急，连忙赶来劝他。但是，无论吴焕先怎样劝说，沈泽民就是不动身。吴焕先急了，命令警卫员和他一起，强行将沈泽民抱上担架，让几个战士抬上就走。
最后，沈泽民随部队转移红安县紫云寨，并在那里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全面检查斗争方针。由于敌情紧急，会议只开一天半就匆忙结束。会后，由沈泽民执笔，在作战和行军中给中央写报告，总结经验教训，检查斗争方针。报告长达13000多字，于11月10日经省委常委会通过。报告包括七里坪之围以后的几次作战行动，根据地军民的艰难处境，以及党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红军补给等方面的问题。在报告中，沈泽民沉痛地检讨说：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之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是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造成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差误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逐步削弱到如此情形造成的。
痛心疾首的沈泽民自责自己“实在是一个书生”，决心“洗心革面，从新做起”，“今后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报告提出今后的斗争方针是：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联合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去活动，夺取物资，杀反动，骚扰敌人，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并发展党与团秘密的组织和建立交通、侦探等网的组织。
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充分认识到错误的根本性质及其真正根源，斗争方针的转变也只是初步的，但是，沈泽民能够勇敢地正视现实，承认错误，决心改变，提出比较正确的方针，这在当时“左”倾路线还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同时，这也成为红二十五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率领省委一班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没有退缩，苦撑局面，虽有过失误，但对革命无限忠诚，实事求是，知错即改。写完报告后的第10天，即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抱憾离世，时年33岁。
(整理 孙 伟 董绍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