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浙江省桐乡人，我国著名文学家沈雁冰（茅盾）之弟，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五四”运动影响下涌现出来的新文化战士。
1931年3月，沈泽民受党中央的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24个师又6个旅约30万大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等鄂豫皖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一系列政策，提出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偏师”、红军力量已超过敌人、现在转到与敌人实行决胜负战争的时候了，完全脱离客观实际。作为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也头脑发热，盲目轻敌。1932年2月17日，鄂豫皖省委作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其中认为“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对于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错误估计，无视严重“围剿”即将到来的事实，毫不进行必要的准备，实行“不停顿的进攻”，最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沈泽民留下来仍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继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当时有人力劝病情严重、经常吐血的沈泽民离开苏区，沈泽民说：“我的岗位是和红军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
1932年11月29日，沈泽民在红安县檀树岗主持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次日，省委宣布新的红二十五军组成，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全军约7000人。红二十五军组建后，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
1933年3月，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起来，趁热打铁的起来！”“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4月14日，省委又发布通告，指出“从郭家河胜利以来开始了鄂豫皖的苏区反‘包剿‘斗争的反攻时期”，（下转02版）
沈泽民：今后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上接01版）并规定反攻时期的四大任务:“(一)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二)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一切城市。(三)收复整片苏区鄂豫皖和扩大新苏区。(四)拿鄂豫皖苏区积极反攻和反攻胜利来多牵制敌人的兵力，帮助中央苏区。”恰在这时，省委收到《中共中央致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其中规定红二十五军的“反攻计划”是:第一步“应当以消灭七里坪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此后去夺取河口、红安；第二步“夺取新集”和“光山与麻城间的重要道路的中间地段”，并“准备把红安与麻城东北的苏区和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联系起来。”据此，省委贸然决定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夺回七里坪。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并在七里坪外围同防御之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七里坪战役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转移阵地。沈泽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沈泽民认为围攻七里坪的失败，“是机械的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是由于“力量相差太远”和“粮食困难”。
1933年10月2日拂晓，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途中，由黄土岗与四道河之间，强行穿越潢（川）麻（城）公路。敌军以猛烈火力阻击红军。沈泽民和吴焕先军长率2000余人通过后，徐海东副军长及后续部队被因敌军的夹击被截断在路东。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地区。过了潢麻公路以后，沈泽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说什么也不肯走了，非要在那里等徐海东，并痛心地对吴焕先等人说：“现在看来，我们根本就不该到皖西去。如果不去皖西，哪里能造成这等损失，落到如此困难的地步？作为省委书记，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现在不是讨论谁负责任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此久等，应该争取时间赶快转移，否则这2000多人也会被敌人包围！”吴焕先见沈泽民不肯动身，心里非常着急，连忙赶来劝他。但是，无论吴焕先怎样劝说，沈泽民就是不动身。吴焕先急了，命令警卫员和他一起，强行将沈泽民抱上担架，让几个战士抬上就走。
最后，沈泽民随部队转移红安县紫云寨，并在那里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全面检查斗争方针。由于敌情紧急，会议只开一天半就匆忙结束。会后，由沈泽民执笔，在作战和行军中给中央写报告，总结经验教训，检查斗争方针。报告长达13000多字，于11月10日经省委常委会通过。报告包括七里坪之围以后的几次作战行动，根据地军民的艰难处境，以及党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红军补给等方面的问题。在报告中，沈泽民沉痛地检讨说：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之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是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造成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差误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逐步削弱到如此情形造成的。
痛心疾首的沈泽民自责自己“实在是一个书生”，决心“洗心革面，从新做起”，“今后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报告提出今后的斗争方针是：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联合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去活动，夺取物资，杀反动，骚扰敌人，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并发展党与团的秘密的组织和建立交通、侦探等网的组织。
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充分认识到错误的根本性质及其真正根源，斗争方针的转变也只是初步的，但是，沈泽民能够勇敢地正视现实，承认错误，决心改变，提出比较正确的方针，这在当时“左”倾路线还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同时，这也成为红二十五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率领省委一班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没有退缩，苦撑局面，虽有过失误，但对革命无限忠诚，实事求是，知错即改。写完报告后的第10天，即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抱憾离世，时年33岁。
(整理 孙 伟 董绍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