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亮
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从诞生到发展、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忍”的文化精髓，诸如统治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道德学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三字经》等等，无不是倡导“忍”文化的。除了儒家思想外，对中国人影响较大的道家理论和佛学思想，也充满了“忍”的精神说教：道法自然、老庄无为、慈悲为怀，实际上都是在引导、教化世人顺从他人，顺应自然，学会忍耐，习惯忍受。康熙曾教育儿子雍正：戒急用忍。雍正继位后，就将这4个字书于庭堂，视为座右铭。曾国藩家书留存下来的有近千封，其中49封是专题谈“忍”的，有立志之忍、用人之忍、进学之忍、立德之忍、进退之忍、功名之忍、待人之忍、朋友之忍等等，被后人称之为“忍经”。不仅如此，连民间的文化成果，也是贯穿了“忍”的精神、体现了“忍”的文化内涵。比如在中国流传了近千年的《增广贤文》，里面大量内容都是劝诫、教导人们如何温、良、恭、俭、让的。“忍为上，和为贵”，成为人所共知、人人遵循的处世格言，而韩信甘忍胯下之辱的故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是成为“忍”的典范，传于百代千世。
正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一代又一代自幼至老完全生活在这样一个以“忍”为圆心的文化氛围之中，耳闻目睹，身心熏陶，从骨子里到血脉中，吸纳和沉淀的都是这种“忍”文化元素，所以“忍”文化就成了汉民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符号。
刀文化在不少日本人心目中颇有市场。日本是一个弹丸之国，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应该得益于其历史上两次大的改革，即：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是仿效大唐帝国的封建制国家形式，学习大唐帝国的文化经典，即向中国学习；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的文化经典，即向西方学习。两次改革，中西合璧，在助推日本政治、经济走上近、现代化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菊花与刀”。在日本，菊花是皇室族徽的象征，代表着所谓的美丽和高贵；刀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内含着勇气、忠君、忠义和名誉。
忍，是一个会意字，心字上面一把刀，一把带齿的刀。带齿的尖刀插在心脏上也能承受，谓之忍。忍与刀相比，正是因为“忍”的心上多了刀上的那一点，遇事就多了点儿心眼，多了点儿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所以，面对不平，面对屈辱，面对该出手时应出手的紧要关头，常常是忍耐、忍受，不愿“亮剑”。而“刀”则不同，三尺宝刀，寒光四射，面对挑战，拔刀相向。二者相比，“忍”文化：内向、内敛，处于守势，属于固守型文化，和谐性文化；“刀”文化：外向、张扬、桀骜不驯，具有挑战意识，是进攻型文化，尤其在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操纵下，这种挑战与进攻在近代日本历史上就是侵略和扩张的代名词。
“忍”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而且，按儒家的理论，可以以柔克刚，或者像道家所说的那样：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但是，柔之克刚是有条件的，柔也有两面性，既有克刚的一面，也有被刚所克的一面。历史证明：温柔的“忍”文化，面对金戈铁马构成的“刀”文化，碰撞的结果总是悲哀惨痛的，多以失败而告终。对此，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更迭可以证明，如宋朝的所谓“内敛”，实际上就是“忍”的文化。经历过数度军事政变，自己也是靠拥兵自重而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巩固大宋江山，防止类似兵变事件的重演，以“杯酒释兵权”之法，剥夺了跟随自己东征西讨、战功显赫的开国元勋石守信们的兵权，实行文官领军，文人治国。结果当靖康之年，金人铁马金戈、呼啸南下之际，轻而易举地就攻陷了京城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宗。之后，苟延残喘的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最终还是被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蒙古人的百万铁骑所踏灭。对此，笔者对宋朝之“忍”不禁心生沉重慨叹：那位英武威猛、豪气干云、被部下黄袍加身、靠发动军事政变夺取皇位的赵匡胤，其建立的大宋王朝，却是一个肾虚的王朝，除去“陈桥兵变”时的那股阳刚之气之外，只有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岳飞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踏破贺兰山阙”，才给这个300年间未曾直得起腰走路的帝国注入了几针强心剂、补钙灵，使之从东京汴梁歪歪斜斜地走到了天堂杭州，而侥幸未在中途趴下……清朝的建立及其长达近300年的统治，也无可辩驳地佐证了汉民族“忍”文化在满族人的强弓硬弩面前是多么的无可奈何。而对于一向崇尚“刀”文化、骄横狂妄的日本大和民族，自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两种文化的交锋，给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留下的更是甲午海战、9·18事变、7·7卢沟桥事变和“何梅协定”、“济南惨案”、“南京屠城”等等无数惨不忍睹、惨绝人寰的血腥记录与痛苦回忆。
由此可见，“忍”文化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总是战争多于和平，灾难多于安康，痛苦多于幸福。当然，今天，“忍”文化的不少符号性的东西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带有明显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早已成为历史，但理论的式微并不意味着事物本质的灭亡以及这种事物自身影响的消失，可以说“忍”文化的脉流至今还在我们民族的一些血管里不停息地涌动。
不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具体到一个人，面对复杂的环境，应该审时度势，三思而后行，不可逞一时的匹夫之勇。但是，近年来，美国人已经公开用导弹在空中打掉流动的靶子(卫星)，并且公然把海军监测船开到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进行监测活动，“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人有权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日本人能够领先全球的战机开始离开本土，在南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北到太平洋中途岛之间的广袤天空中巡逻，并且把中国的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特别是2010年9月7日中日撞船事件和安倍集团上台以来，从“拜鬼”、“修宪”、“解禁”直至日本海陆空联合夺岛演习、美日剑指中国的频频军演、美国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正式落户日岛，开始对中国全境全方位侦察……甚至一些弹丸小国，也敢在我们的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问题上话长短、动手脚、论是非。越南外交部日前公然提出越方对西沙群岛的所谓“历史法理依据”……这种既有趁火打劫、无理取闹，更有汹汹气势、咄咄逼人的风雨欲来之势，安能不令全世界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人们忧心忡忡、义愤填膺？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在人类历史又一个千年开元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大发展、大繁荣，民族精神如何大崛起、大振奋，进一步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确实是一个需要全体国人必须共同面对和不得不思考与关注的严峻问题，否则“忍”与“刀”的再度交锋，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中有可能还会烙下中华民不愿目睹的历史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