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棠
大伯名叫曾宪亭。如果他还活着，现在该是百岁之寿了，可惜的是，他已走了30年。
大伯一辈子吃了很多苦。当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爷爷就参加了红军队伍。兄弟4人中，大伯排行老大，在家中什么苦活重活都干。爷爷走后，他以其稚嫩的肩膀帮我奶奶支撑着当时的六口之家。刚满18岁，他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的军营，在抗击小日本的侵略中两次负伤。后来，大伯所在的部队起义，他参加了解放战争的两次重大战役，再度受伤并立功。新中国成立不久，大伯佩戴着军功章和大红花，也怀揣着甲等一级残疾的残废军人证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记得旧日里父亲跟我们讲到大伯的这些经历时说过，在军中留下残疾的大伯返回老家的那阵儿，上级政府要为大伯安排工作，他却很干脆地说：“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怎么工作？那不误事？”他没有一点文化，却深明道理。他还说：“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俺不知有多么幸运呢！”打那以后，大伯一直在家默默务农。
大伯当兵时间长，复员后年纪偏大，又有残疾，一时没能成婚。而后，由一亲戚牵线，特别是经我奶奶反复劝说，大伯才娶了一位寡妇为伴。这位大娘上门时带过来三位姐姐，其中老大还有些痴呆。大伯虽是性子刚烈之人，内里却是慈心柔肠。他对大娘很好，待三位姐姐也视若己出，还先后为她们操持婚事，使其都顺利成了家。对我们这些侄儿晚辈，大伯也是疼爱有加。在我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一天从山上砍柴回到家，肚子已饿得不行，父母在外面干活还没回来。大伯把我领到他家，小心翼翼地从锅灶下端出一口罐子，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热腾腾的肉汤，一边递筷子，一边催我吃。我知道大伯这次好不容易买块猪肉炖汤，是为了生病中的大娘，就迟迟没有动筷子。大伯坚决不依，硬是让我吃下。大伯的慈爱，久久地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大伯是个硬汉子，性情刚强。在我的记忆中，没见他唉声叹气过，也没听到他抱怨过什么。大伯往昔是“老寒腿”，又有伤残，一遇阴雨天，疼痛很厉害。但他从不惜护自己，犁田打耙，样样都干，极少有躺倒的时候。他常说：“这算个啥？咬咬牙就过去了！”后来我想，大伯的乐观心态，也许是他于苦水中熬出的，抑或是历经战场的生死拼杀后铸就的。
人说英雄不提当年勇，可大伯年过半百之后爱挂在嘴边的就是“打日本”。有一回，大伯兴许是喝了点酒，把我叫到他身边，打开了话匣子。他说，那是一个寒冷的傍晚，在太原市北郊的一个小山头边，他们那个营跟日本鬼子偶然交上了火。当时，他是代理排长，全排只剩下11个兵，同鬼子展开了肉搏战，不到一个钟头，就干掉了百十个日本兵。这次胜仗，可能是大伯戎马生涯中的得意之举吧！只见他讲得神采飞扬，眉毛胡子一闪一动的，口里喷出的酒气似乎全是他当年的壮士豪气。
大伯的恩情，也烙在了我的心上。
在他生前，我这个侄儿没有什么孝敬之举。特别是在他晚年孤单生活时期，我连陪他说话的时间都很少。这正是我深深的遗憾。有时一想到这些，我的泪水瞬间就盈满眼窝。如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往年一样，到清明节了，再去大伯的坟头看望他，默默地和他说几句心里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