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 锐
3月4日，记者从市卫生局了解到，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从2014年5月1日起，由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这一措施规定，医疗机构应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由经治医师向患者或患方代表提供《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并认真解答其疑问。二级以上医院（含开设住院床位的妇幼保健院、专科疾病防治院等）必须开展，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对于二级以上医院所有入院患者，由主管医师或病区主治医师负责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并代表医方在《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上签字。此举的目的是，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践行医疗卫生职业精神，营造廉洁行医作风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对于这项措施，广大市民又有什么看法呢？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在市中心医院，记者采访了前来看病的一些市民，“住院给医生送个‘红包’，这不早就形成一种潜规则了吗？除了送‘红包’外，有的还要请吃饭呢！”“不说别的，现在找谁办事，不花钱呀！只要能把病治好，送个‘红包’也可以接受。”
采访中部分市民坦承，有过给医生送“红包”的经历，而送“红包”也是为了所谓的“花钱买个平安”。“我家有亲人住院，我也表示了一下，不多，500元，现在再少就拿不出手了。送了‘红包’，家人心里不是踏实点吗？”“给医生送个‘红包’，就是想让他们多尽点儿心，我们家属也安心一些。”
患者的钱不是多得没有地方花，如果能够不送，想必没有几个人愿意送的，一方面治病要花费不少钱，另一方面现在的“红包”也是水涨船高，没有一定的数目还送不出手。因此，真要送“红包”，往往要打听行情，不能太少了。对于患者来说，送多了，自己肉痛，送少了，怕医生不高兴。可以说，不让“红包”闹心，是所有病人和绝大多数医生共同的心愿，而“红包”协议书可让医患双方实现这种心愿。
然而，在采访中仍有不少市民心存顾虑，“约定虽可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收‘红包’本身就是暗箱操作的,怎么会写在书面上?这是道德问题,应该靠良心去做。桌上签协议,只是走形式而已。”“我觉得，即使签了这个协议，该收的照收，该送的照送，意义不大，因为毕竟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了。”也有些人认为，“这只是办法的一种，关键是提高医疗队伍的素质，医疗人员得到合理合法的收入。”“我相信医生绝大多数都是有着医德和一颗救死扶伤的心，小‘红包’，大手笔，只有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和地位，这项措施才能坚持下去。”
在市卫生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一举措，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加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用明文规定告诉患者和医生,送“红包”和收“红包”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规范医疗行业从业人员行为是必要的。其实对于医生群体来说，每收治一位患者入院，就要签一次协议，也是一种警示，而且，协议书上将附上投诉电话，对于少数暗示患者送“红包”的医务人员，也多了个监管渠道。而对于医务人员收“红包”的惩罚措施等，业界相关法律法规也早有规定。对那些在“送还是不送”之间纠结的患者，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他，不送“红包”医生也会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送了“红包”医生也必须退回。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让医患双方都轻松了。
编后：“红包”问题是医患信任缺失现象的一个缩影。医患信任缺失,已经成为令方方面面头疼不已的一个社会问题。医患信任缺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不能寄希望于立竿见影。拒绝“红包”,一纸协议不可能孤独前行。其功效大小,取决于医患信任的重建。当然,因为有医患信任缺失这个因,才导致人们“偏执性质疑”这个果。毋庸讳言。行政部门用内部规定的办法来限制“红包”，将有利于重建医患间信任关系，至少可以大大推进改革。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尤其在整个社会信任缺失的大背景下，医患之间如何“协议”一下，给双方提供一个把手言欢的机会，应该是一种巨大进步。毕竟，能坐下来谈“红包”，坐下来签协议，本身就是信任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