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防空理论全面发展
1969年春，中苏两国爆发了边境冲突，前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加上当时超级大国之间核军备竞赛的特定国际环境，战争威胁空前增长。面对战争危险，毛泽东主席先后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我国的人民防空建设进入了以核大战威胁为背景的紧急备战阶段，出现了全国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群众性人民防空建设高潮。在此阶段中，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人民防空的指导方针，建立和健全了人民防空组织体系和专业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人民防空教育，建立和完善了人民防空指挥、通信与警报、“三防”、救治及自救互救系统，进行了部分重点工业的疏散，频繁组织人民防空演习，特别是在全国各城市构建了一大批人民防空工程，成为我国人民防空全面建设的高峰时期。该时期是我国人民防空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核大战背景、规模大、群众性和紧急战备的明显特点，使我国由传统的人民防空进入了与世界民防地位相适应的现代人民防空的行列。该时期大量的人民防空实践，对我国人民防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我国人民防空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对人民防空地位作用的认识方面，由前一时期“临战的战术性防空”提高到战略性的高度。二是对人民防空战略战术的研究方面，创造了将人民防空工程与各种战斗工事结合的战术运用方式，在边、海防地区建设了一批战斗城、战斗村（镇），做到“打防一体”，使消极防护为主要内容的人民防空具备了更多的积极进攻的含义。使人民防空的内容在传统的观察、报警、通信、疏散、防护、救治、救火、抢修、消除沾（污）染等内容中又加入了积极打击敌空袭兵器的新内容。四是随着大规模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开展，产生了人民防空技术理论，人民防空科研的范围由过去单纯的法规制定扩展到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在内的各个方面，并在有关人民防空效费比分析、工程设计规划、专用器材研制、武器效应试验，特别是在软土喷锚、光面爆破等人民防空工程技术理论方面取得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