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中
12月8日，屈指一算，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父亲走时，我一脸茫然，神情木呆，时过半年才清醒一些。我想念父亲，不知该为他做点什么。这几天，有朋友帮助，在单位安排下，我找到了父亲生前的档案。经同意后，花一个上午时间，把整个档案复印完。组织上的同志疑惑地问我，查档何故？只因怀念父亲，没有别的用意，为以后家人纪念用。在我心里，拥有父亲这份档案非常珍贵，我会把它当做珍贵史料永久保存下来。
回家后，我匆忙吃过午饭就开始翻阅，一口气看到深夜，翻到最后几页时，心中泛起阵阵酸楚。父亲的一生，活得胆战心惊，内心跌宕起伏，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巨大的压力像个阴影伴其一生。父亲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老干部，参加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几次生死都是擦肩而过。奇怪的是，让他担惊受怕的不是去扛枪打仗，而是和平时期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在父亲几十年的人生路途上，既要跟紧当年的政治运动，又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顾念家里和孩子们的生存。看着父亲一百多页的档案材料，似乎对应着他一段段忧愁的心路，怕犯错误和不敢犯错误纠结了他一生。父亲很明白，自己政治上的一个小闪失，都会带给家里种种不安，这样的恐惧一直陪伴到他离休为止。
1959年。这一年，家事、国事似乎都伴着风险来到我家。父亲有过三次检查，并受到组织的批评。我纳闷，一向小心谨慎的父亲，怎么能几次犯错呢？我了解自己的父亲：一个从东北走出来的农民，仅上过三年半小学，后来参军打仗，然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性格耿直，做事谨慎，不敢占公家便宜，可是档案里却真实记载着父亲的亲笔检查。我在疑惑中想知道，这几个错误究竟是为什么？
1959年年初，母亲怀孕了，大姐在上小学，二姐那时两岁，母亲还在上班，家里没人照顾孩子，父亲和母亲商议，把姥姥从湖北接到信阳来照看家里。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大部分商品需要凭户口本、粮本发放票据。父亲没有来得及迁移姥姥的户口，自然就没有人给发放票据，姥姥就在机关食堂吃饭，只能交钱没有粮票可交，这样可为家里省下点粮票。一个月后，父亲遭到组织上的批评，并被当成一件严重错误通报，父亲为此认真检讨并写了检查。后来我向老人求证，粮票在当时有多重要？他们的回答才让我明白，在那个几乎断粮的年代，拥有粮票的多少，超出了人们对珠宝的渴求。
第二次错误也跟粮食有关。那一年，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原因，全国很多地方粮食都紧张，也就是后来老人们常说的“过粮食关”。尤其是信阳这个地方，粮食的短缺到了很严重程度，很多人家没吃的。那时母亲正怀着我，还要去工厂做工，由于经常吃不饱，加上怀有身孕，母亲就背着父亲，去戏班子里的食堂，和别人一起捡些不要的菜叶和菜皮拿回家用。父亲当时在单位供应科当科长，知道母亲捡菜事后，心里很难过，就找熟人批了几斤红糖和面粉，此事后来被组织知道，就有了第二次检讨。在组织的鉴定结论上，父亲认真地写上了自己的错误，甚至对自己上纲上线进行批判。现在来看，我很理解父亲这次错误，一边看着家人没吃的，跑到外面捡东西，一边是组织的原则想越过又不敢，纠结之下，父亲大胆地突破了一次组织防线，用手中的一点小权利为家人谋一次私利。或许父亲心里明白，他需要家人平安地活在身边。
第三次错误是因粮食问题引发的“政治”事件。这一年，母亲的家人也出了意外，我的姥爷和大舅因长期饥饿病倒在家，不到1个月时间，两人相继去世，家庭这次突变，或多或少影响到父亲。在一次政治学习上，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对当时的批判运动表态发言。父亲对这样的学习充满紧张，在发言时竟讲错了话。尽管父亲在会场上第一时间一个劲儿地向人解释，还是没能挡住因为这次发言，而被安排进党校学习。就这样，父亲连续几个月生活在恐惧中。就在我快出生的两天前，父亲又写了近2000字的自查和检讨书，虔诚地向组织认错，后来组织上对他做了新结论：是个苦出身，政治上拥护党，说错话不是有心的。
1959年，一年里父亲三次犯错写检查，共有十几次检讨过关，在这样的一个政治背景下，父亲每日活得都是心惊肉跳。还好，到了年底，我的出生使父亲第一次感受到有了儿子的快乐。
时间过去50多年，我再次向母亲求证父亲犯错这几件事，家里包括母亲在内无人知道此事。我沉默了许久，不知用什么言语去感激父亲，一向胆小怕事的他，在危险时刻却冒着政治风险去挽救家人。
写到这里，嗓子莫名地哽住了。父亲当年是个管钱、管物、管人者，却挡不住自家米缸里已经多日没有了粮食，不得已用三次“犯错”和“检讨”的代价，换来我们家能活着走出1959年。而那一刻，我相信，父亲尽管是名党员，一位基层领导，而他更是个有爱敢恨的平常人，有这样的错误，倒是他最本能的选择。我爱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