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中央既定工作安排，今年11月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这将是左右未来十年中国政经走势的一次重要会议，各界对此充满期待。
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座谈会传递了中共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并透露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诸多议题。
综合本次座谈会和各方信息可以看出，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消除市场壁垒、财税体系调整、国有和民营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领导等议题上能有重大突破。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改革带来的红利正在消退，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正阻碍着中国发展，因而深化改革势在必然。而从历史经验和当下主流意见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进行第四轮改革的最好时机。
更彻底的市场化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财富增加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在很多“过来人”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像魔术一样。
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再次迎来了新一轮上升期，“入世”带来的红利再加上在改革上的突破，例如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得经济增长的潜能得到极大地释放。
“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从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现在超过6000美元，应该看到发展阶段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采取的措施也应有所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告诉记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位研究人员认为，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比较突出，财税体制弊端凸显，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市场边界问题。”多位受访人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开始，地方政府权限逐步扩大，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诸侯经济”越来越严重。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运作，经营城市，层层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分解GDP指标，地方政府俨然成为一个企业，地方政府首脑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宋晓梧认为，“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已成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与之相关的是财税体制弊端。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等到改善，但经过十多年发展，新的税制不合理问题凸显出来，例如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就完善财税体系出台重要政策。
预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重要议题之一。这和国务院研究中心“改革的重点领域与推进机制研究”小组此前的建议异曲同工。
该研究小组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是经济体制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必须按照建设现代国家要求，把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作为深化改革的关键和突破口。
“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这不仅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3日说。
今年3月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并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和安排。三次集中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第四轮改革起步
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明确推进时间表，通过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真正拉开中国第四轮改革大幕。
在具体领域上，行政管理、金融体制、财税体制、资源价格、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目前呼声较高。目前上海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先后向中央建言献策。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认为在众多需要改革事项中，政府改革至关重要，要加快电力、铁路、公路、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革，打破过度垄断与过度管制，促进市场有效竞争，实现政府在上述领域“行政、监督、股东”三项职能的履职主体有效分离。
资本要素中，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7月19日，中国决定取消政府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以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但存款利率市场化并未实质推动。
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有一定进展，例如制定、出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但是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未扭转。
“低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改革重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分配改革重点就是瞄向共富。”在研究人员看来，改革不仅是一次分配领域，还包括二次分配领域。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咨询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利益诉求冲突不断，各种观点主张相互交织。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取向以及重点等，分歧越来越大。改革红利有所减弱，“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日益显现。
具体表现为改革共识普遍欠缺，改革方向迷失，改革步伐停滞不前，一些重大改革行动或方案拖而不决或决而不做，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方案起草前，设立改革顶层设计机构的呼声甚高，类似的建议也从不同渠道递交到方案起草小组。据悉，起草小组一度动议设立不同于国家体改委的改革智囊机构，为改革出谋划策，但是最终未被采纳。
升级中国经济模式
黄剑辉介绍说，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十年左右，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入关”与完善市场经济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30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
“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在三次增速下滑之后，又重拾升势的关键。”黄剑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动力减缓与下行压力，主要源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制改革红利的消退，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改革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
在总结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时，黄剑辉认为，过去十多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这十多年来，特别是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行的政府主导型高投资模式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要看到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不断显现，已难以为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长远看要通过改革释放各方面增长潜力。近期来看，应该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稳增长，把打造经济的升级版作为稳增长的主要举措。
郑新立建议的主要措施包括激活民间投资，增加住房供给，调整消费政策，加大环保投入，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有序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据《财经》翁仕友 王延春 李茹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