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均在他们身上得以充分展现，这种与生俱来的仁爱心和责任心，是民本思想形成的先天基因和清廉之基，这样的品格和献身精神，不仅仅是为民思想的体现，更进一步折射出了一种人性的光辉。
清廉为民常修官之大德
位于浉河区琵琶山的清廉苑，是全省最大的实景清廉文化苑，漫步其间，可以赏莲花、读莲文、走莲步……“廉”字沁人心脾。“民惟邦本，本因邦宁”。廉政目标的核心是为民，廉是品中正德、行中正道，廉是为官的基本要求。如果自身做不到廉洁，就不可能为他人谋利益，不可能为他人谋幸福。纵观历史，凡是能够名垂青史的人，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体现出为民做官、做官为民的执著情怀。
孙叔敖为了消除水患，很早就开始调查研究，在春秋时期水利技术和经验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修建了流经百里、灌田万顷的期思坡，这座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比西门豹修建的漳河渠要早200多年，比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要早360多年，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造福百姓，恩泽后世。他顺应民意，实施“施教导民”、“布政以道”、保障“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等一系列富国安民政策，展示了他“富民、裕民”的智慧。他虽位居楚相，却能做到“妻无衣帛，马不食粟”。陈元光是固始县人，13岁随父南征平叛，当时闽地只有1343户人家，生产方式刀耕火种、尚未开化。他镇守漳州期间，一方面坚持“厉行节俭”，另一方面实行军队屯田、募民开荒、兴办学校等惠民举措，促进闽汉之间的民族大融合。千百年来，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史紧密联系在一起，闽南和台湾以及海内外漳籍同胞缅怀陈元光的丰功伟绩，尊称他为唐代“开漳圣王”。同样是固始人的王审知，19岁入闽时正值唐末乱世，他不仅自己保持“府舍卑陋”，还能专心整顿吏治，广设学校，开埠外贸，大辟茶园，发展民生。
可以说，信阳古代廉政的典范，千古流芳，历来为信阳人民所敬仰。自古以来，人们敬仰的官吏不是因为其出身高贵，不是因为其文采飞扬，不是因为其官位显赫，而是他们以民为本、廉洁从政的细末之节、点滴之情；敬仰他们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始终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最高境界。
红廉同脉永葆党之本色
红色文化是信阳老区的特色。今年在我市建成的“大别山红廉文化苑”，融汇了信阳3000多年廉政文化元素，以“史廉”文化为根、“红廉”文化为魂，让红廉文化融入广大干部心灵。
革命战争时期，信阳培育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是土地革命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为了新中国的成立，30万名信阳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人口只有10万人的新县，吴焕先、高敬亭等5.5万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93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走出新县，使新县成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县。毫无疑问，革命战争时期英勇献身是为民，和平建设年代廉洁从政同样是为民，在大别山这块红色的沃土上，革命先辈为了人民解放，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留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红色精神和廉政要求是一脉相承的，红廉元素得以传承发扬，廉洁为民继续光大，形成了“红廉同脉”的为民特色，新时期廉政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1928年革命战争时期，“红薯地里埋银元”展现了红军战士军纪严明。1929年，红32师师长周维炯铁面无私，因其舅舅勾结民团头子及当地豪绅参与迫害革命志士和红军家属的罪恶活动，恶毒咒骂共产党和红军，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周维炯得知后，极为气愤，将其舅舅扣押起来，作为革命的敌人公开处决，这个大义灭亲的举动，在根据地军民中产生很大反响，土豪劣绅胆颤心惊，而群众对党对红军更加信赖。群众称赞道：“外甥作官，舅舅问斩。大义灭亲，只有共产。”1936年生于河南新县的程坦，编创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展现了革命队伍的亲民、爱民、护民形象。1947年11月“刘邓大军借粮证”反映了解放军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在信阳，还有清正廉洁的刘名榜，严于律己的蔡升熙，不徇私情的危拱之等，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高尚品质，已成为信阳人民世世代代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不是一时之兴，一日之功，而是需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长期自律和不断践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清廉为民。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无论是那些古代先贤，还是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乃至当今的时代楷模，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只要我们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征程上，魅力信阳建设水平就会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