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琦 朱永超
人们常说法不容情，执法不能掺杂私心杂念，要公正无私。包拯办案铁面无私杀了犯罪的亲侄子包勉，西方正义女神被蒙上双眼，即在说明法律具有刚性，司法只讲证据，不讲人情。因此，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司法是公正无私、冰冷无情的。难怪有学者将法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
人性司法折射对亲情伦理秩序维护。亲情是人类最本源的一种社会关系，亲情伦理是和谐社会的第一纽带。古代许多司法判决体现了对亲情的维护。远的不说，就在息县，据《后汉书·贾彪传》记载，贾彪在新息县（今息县）担任县令时，百姓生活贫困，多不愿意生儿育女，为此贾彪制定了严格的法令，规定凡是杀死自己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天，新息县城南发生盗杀（抢劫杀人），城北发生溺婴。贾彪亲自去办案，随行掾吏认为两者相比，盗杀危害性更大，准备带他到城南，贾彪怒斥掾吏：“寇贼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查验了案情。城南那个强盗闻讯后，心生惭愧，让人反绑自己，到县衙自首。该案在新息县产生很大影响，百姓深受感动。
人性司法彰显司法仁爱精神。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在司法领域公开提倡贵贱有等、同罪异罚。即使在这种境况下，仍有不少司法官吏心怀仁爱精神，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如宋代马光祖任临安知府期间，福王曾告房客不交房租，房客反诉客房漏雨。马光祖的判决是：“晴则鸡卵鹅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房钱，宜待光祖任满！”马光祖不畏权贵，敢于为民请命，其判决掷地有声，断然驳回福王诉请，福王也无可奈何。明朝代宗时发生一件“鹤犬官司”，南昌宁王府的一只鹤被狗咬伤，告到南昌府，状词写着八个大字：“鹤系金牌，系出御赐。”要求严惩狗主人。知府与唐伯虎商量，唐代拟判词：“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管人事。”宁王府的仆役无言以对，只得作罢。苏辙在《上皇帝书》一文中曾写道：“法行于贱而曲于贵，天下将不服。”
人性司法体现人本意识。古代还有很多案件体现了司法官吏朴素的人本司法意识，尊重个人权利，注重法与情统一。据《小豆棚》载，一石佛寺和尚和一天月庵尼姑青梅竹马，欲还俗结婚。有人告二人伤风败俗，非治罪不可。郑板桥了解原委后写下判词：“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摇。鸟性悦时空即色，怜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债？记取当堂郑板桥。”其意是：二人想还俗结婚，就不要难为他们。干脆成全他们，免得惹是生非。将诗词引入判词，妙趣横生，更为重要的是郑板桥在判决时关注人性因素，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另据史料记载，古代一青年妇女丈夫死后，要求改嫁，家人不同意把她告到官府，她申辩说：“夫死守寡，翁壮叔大，为妨闲话，嫁也不嫁？”县太爷一听，二话没说就挥笔写下判词：“嫁。”既然丈夫死了，公公壮年，小叔子也成人，青年妇女还年轻，不再嫁岂不惹闲话？在法与情理相悖的境况下，县官选择尊重人性、符合情理的做法。
人性司法推动司法文明。在无情、僵硬、野蛮、残酷的古代司法环境中，仍有一些开明官吏以人性为依托，使冰冷、僵硬的古代司法影射出对人文的关怀，对人权的尊重，对当事人的善待，的确难能可贵。雨果说：“善良的心就是太阳，善良可以使盲人看到，聋子听到。”正是有这样一批司法官吏的不断追求，一代一代付诸努力，才使得野蛮、残暴的古代司法逐渐走上文明、理性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