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华
人生中的因缘际会、机缘巧合无处不在。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两封信。那时，全国财政社保系统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真情筑社保大讨论活动。期间，主办方收到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写信人曾是某省财政厅的一位副厅长，主管财政社保工作多年，后来，他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但他视社保工作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社保工作的不了情充盈着整封信。原财政部王军副部长被他的来信感动，提笔复信一封，勉励他带着社保人的一腔真情，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创佳绩。一项高尚的事业，由两位才华横溢的男人，在午夜时分，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恣意汪洋地书写，这种力量足以打动任何情感正常的人。看着信件我热血沸腾：世上有这样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好不让人神往，我也要去做。
于是乎，六年前，我抱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豪迈之情，加入财政社保战线。
六年的努力，付出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平日里，虽然工作千头万绪，艰辛、繁杂，有时甚至是疲惫、焦虑，但我始终认为，作为财政社保工作者，能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大发展时期从事这项工作是我的福气。我在庆幸自己生逢其时之际，对工作可谓全情投入。我把保障对象当成自己的亲人；把为他们解决困难当作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当作对现行制度的反思。我乐在其中，忙并快乐着。六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感谢上苍让我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与这些个鲜活的生命不期而遇，他们的喜、怒、哀、乐丰盈着我的情感与人生，他们的生存状态让我明白：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才有了爱情。六年中，我一次次不自觉地被带入保障的对象的情感世界，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快乐着他们的快乐，我已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父母孩子、姐妹弟兄……
看到杨元元死亡的消息，想到她死前的绝望，作为社保工作者我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写下了《杨元元之死与社保制度之痛》，我希望通过制度的反思，查找工作是否到位，还有哪些不足，即便在工作都做到位的情况下，心理疏导方便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每一个生命都应得到足够的尊重，这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有一年春节期间，国家为优抚、低保等生活困难人员发放一次性困难补助金，中国财经报记者到信阳采访，我陪同记者去发放现场履职，他又是照相，又是交谈、记录，如同发现新焦点一样不亦乐乎。结束后发现我在门外，不解，问我是否因看到的疾苦太多而不忍进屋。我告诉他，我不用进屋就知道保障对象说了些什么，他们是最懂感恩的人，只是我不愿在现场当那个被感激对象，因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是我的职责；而且，我更希望他们不要感激某些个具体的人，有尊严地活着。这位老兄认可了我的观点。这次共同的经历，也让我与他成了朋友，至今，他还时常向我约稿，电话问候。
当然，有些个保障对象的生活态度也令我反感并唾弃。遇到懒惰之人，甚至想动武。一次检查低保资金工作之后，我恨铁不成钢，曾写过一篇《救助与自助》文章，就是希望具备条件的保障对象自立自强。对不是不能而是不愿自立之人，我也时常感到无助，这时，我特别渴望教育能帮我解决所有我无能为力的问题。
对社保制度的点滴进步，我都是喜在心头，并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呼吁社会力量参与，放大制度效应。《公民青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成，我相信身边青年的正义感会给社会进步带来正能量，我坚信文学不仅是我精神上的家园，更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六年，我用情很深，潜移默化中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执著。一次，我带领自家的几个孩子将因工作获得的一笔奖金捐给一个慈善机构，我想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关爱别人。孩子们回家后分别告诉了姥姥、奶奶。母亲问我捐了多少钱，我告诉她具体数额，她可能觉得超出了她的预期，就问别人知不知道，我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就说：为什么要别人知道，我在尽我的心。你不懂，咱们别谈这件事了好吗？母亲回了一句：我懂，你想象教堂里的人一样。随后，岔开了话题。母亲的一句对白，与我无疑是一次点化，我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所服务的对象给予我的影响更多。
我常想，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与平天下肯定是特定杰出人物的历史选择，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只能是在齐家与修身方面尽力作为，而修身于己又是最切实可行的。我改变不了别人，还改变不了自己吗？只要你愿意，向上、向善的追求是任何人都难以阻止的。
六年的工作经历，给了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练就了我独特的气质：闻誉不喜，闻谤不忧，心胸豁达，淡定从容。这笔财富让我顺意时懂得感恩、失意时知道放下，笑对人生。
对世间真、善、美的追求将会伴我终身，我心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