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院里苦熬的九天六夜
号房逼仄暑气熏蒸 有人中途得病有人猝死考场
进入初夏，莘莘学子的“考试季”来临，众学子在备考之余，未免会叫几声苦。但是，如果我们穿越回10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贴身跟踪采访一个来到广州城赶考的秀才，跟着他挑着考篮，在文明路附近的贡院门口排队，直到下午才进场；跟着他进入逼仄不堪的号房，汗流浃背做文章；跟着他连考三场，在蒸笼般的号房里睡上六个晚上；跟着他在考试间隙煮半个猪头当晚餐……你就会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因为那时候的考生比现在苦得不是一点半点啊！
备 考
进士范文不背熟
老师竹板打屁股
大家都知道，一个读书人的典型科考之路是这样的：先考秀才，考上了秀才再考举人，考中举人再考进士。举人和进士算是当时的高级人才，考录比低得几近中六合彩。
考秀才要过三道关
耗时两月头晕眼花
晚清番禺举人沈拜言回忆，考秀才，必须连过“县考”、“府考”、“道考”三道关口，“县考”和“府考”加起来有7场，“道考”也有两场，全程考完，耗时两月，直考到头晕眼花。他当年考上秀才，家里张灯结彩，好好庆祝了一番。
要知道，秀才有很多特殊待遇，比如不纳税、不当差，万一犯点小罪，还享有“刑事豁免权”，更重要的是，考上秀才，才有进官办学校读书、将来参加乡试考举人的资格，成绩好的，政府还发奖学金。
就录取率而言，无论是考秀才，还是考举人，都比现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低得多，那时的读书人又只能“学而优则仕”，备考过程自然辛苦得多。清末最后一科探花、广东文史馆原馆长商衍夔回忆，老师指定他学习的教材，除了今人熟知的四书五经外，还有孝经、公羊传、周礼、尔雅等。
进士举人优秀作文
勤奋者一日读百篇
一般的孩子六岁开蒙，十二岁时就要开始学写“八股文”了。现在的孩子学写作文，手头都要有一本“优秀作文选”，那时也不例外，市面上热卖的“优秀作文选”便是历代进士、举人的文章，人们称之为“时文”，刻苦的学生一天可以读上100多篇。明、清时期，很多精明的书商靠刻印销售各种版本的“时文选”发了大财，广州考生要买“时文选”，大多去贡院附近的双门底大街（今北京路），那里书坊成堆，供需两旺。
商人靠圣贤书发财，皇帝当然很不爽，清廷曾多次下禁令，不许书商擅自出版“时文选”，但只要有需求在，出版热潮自然屡禁不止。乾隆年间，方苞精选明清大家的优秀作文，编辑出版了《钦定四书文》，成为权威官方教辅。当时，研读“时文选”是最重要的功课。如果谁家孩子不好好琢磨学习模仿“优秀作文”，反而要博览诸子百家的典籍，往往会被老师和老爸痛批“不专心学业”，运气不好的，还要挨揍。
审 查
明星孩子难参考
科考移民禁不住
晚清时的“明星”或“差役”要想借助科举改变家族命运，就必须换个职业，成为良民，并到官府备案，三代以后，其子孙才能进入科场。此外，如果考生有犯罪记录，一旦查出，也会剥夺资格，严惩不贷。
与审查考生的家长是不是“明星”或“差役”相比，审查“科考移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清廷为照顾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制定了“分省取士”的制度，大体规定了各地录取秀才和举人的名额，这样一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投考学子多，竞争异常激烈；而在西部较不发达地区，“录取标准”会大大降低，这就催生了大批“科考移民”，当时称为“冒籍”。广州考生大多伪造贵州户口，在那里考中秀才和举人的机会，要比在家乡大得多。有一阵，大概“冒籍”的考生太多，贵州学政忍无可忍，上书朝廷，称“土著生童，艰于进学，文风日颓”。
清廷还有一项“德政”，父母长期在外经商，与其一同生活的子女就不必回原籍，可以“异地科考”，称为“商籍”，这样一来，“商籍”也成了抢手货，很多考生费尽心力找个同姓商人，冒认亲戚，买通“招生办”，异地参考，广州本是“商都”，考生冒用“商籍”的现象屡见不鲜。
此外，如果考生的爸爸是“李刚”，那他爸完全可以利用地方管理的漏洞，给孩子办个“双重户口”甚至“多重户口”，哪里容易中举就去哪里考；当时，还有人冒充“军人后代”或“旗人子弟”参考，但这需要更大的能量才能运作成功，所以并不多见。
“科考移民”极大损坏了朝廷的权威，所以清廷三令五申，严查不怠。比如，童生参加考试，要有本县的廪生（即获得奖、助学金的秀才）做保人，一旦发现“科考移民”，马上遣回原籍，并连带处罚作保廪生。政府还要求考生提供田产、房屋乃至祖坟所在等多项证据材料，以查清其真实户籍。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考移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进 场
连夜排队等点名
宽衣解袜搜全身
让我们穿越回1891年（光绪辛卯年）农历八月初八凌晨，落脚在文明路附近的广东贡院门前。此时天还没亮，贡院门前灯笼高悬，三年一度的“秋闱大比”即将开场。你抬头望去，只见排队等候点名的士子如“过江之鲫”，总有上万人。每个人的肩上都挑着一副担子，俗称“考篮”，里边有被子、食物、衣服以及文房四宝，他们要在贡院里待好几天呢，这些都是必备之物。
等待点名的过程漫长而痛苦，有的人天还没亮就来排队，直到黄昏时分才能入场。有些聪明的考生就找来小竹箱，在下面装上四个铁轮，箱子上牵根绳子拖着走，比挑担省力得多，这可以算得上是拉杆箱的鼻祖了。
你再从贡院大门口往里看去，只见差役分列道路两旁，被点到名字的考生鱼贯而入、敞衣解袜，以便差役从头搜到脚。朝廷严令，为防夹带，考生的衣服不能有里子，鞋底不能厚，笔管要镂空，连大饼糕点，都要一一切开。大门口搜过后，进二门时还得再搜一遍，如果在二门搜出“私货”，大门口的衙役就要连带受罚。所以，每个差役都如凶神恶煞一般，唯恐被行为不端的考生连累，丢了饭碗。
好不容易点完名进了场，考生拿着点名官给的卷纸（其实是答题纸，因为题还没给），跟随差役，按照卷面字号，根据各处墙上贴的“贡院座号便览”，找到自己的号房。这些长约1.2米，宽约1米，高约1.8米的号房，就是他们的临时居所了。号房内只有砖砌的木板两块，一上一下，白天，下层板子当凳，上层板子当桌子，就可做文章；到了晚上，两块板子一拼，便成了一张床。这简陋的“格子间”，承载着他们“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
考 试
夜宿号房
凌晨发题
虽时近中秋，但广州暑热未退，逼仄的号房更如蒸笼一般，正热得发昏时，没准又会突然下雨，号房并未装门，一旦雨水打湿卷子，岂不冤哉枉也，因此，每个考生都会随身携带一个门帘，进场头件事就是把帘子挂在号房门口，挡阳光、蔽风雨。
号军半夜发题目纸
等考生在号房安下身，天也快黑了，题目还没发下来，多数考生会早早就寝，养精蓄锐，如果隔壁号房的人爱打呼噜，那就得自认倒霉。等到后半夜，号军（号内的监军）拿到题，一边呼喊“相公，题目纸来了”，一边分发给各号，众考生便会从铺板上一跃而起，苦苦构思。
清末“乡试”分三场，每一场持续三天两夜，第一场考《四书》，就《论语》出一题、《大学》和《中庸》出一题，《孟子》再出一题，全是八股文写作，限700字，最后，还要写首诗；第二场，考《五经》，就《诗》、《书》、《礼》、《易》、《春秋》各出一题，仍是八股体裁；第三场，考策问，题目务实很多，吏治、财政、疆域沿革、外国史事和外交条约都囊括在内，甚至还会考点科学知识，这是清末科举改革的新气象，考生不必局限于八股体裁，字数也没有限制。可惜的是，这一场偏最不得考官和考生的重视。
考场油烟滚滚味难闻
每一场考完后，考生可以回到家里或客栈休息一晚，次日再点名进场，但其他时间，必须“吃在号房，睡在号房”。想象一下，广东贡院的上万间号房鳞次栉比，巷内多设炉灶，油烟滚滚；巷尾就是厕所，臭味扑鼻；偏偏还有很多考生懒去厕所、就地方便，种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再加上暑气熏蒸、炎日炙烤，这环境要多恶劣有多恶劣。所以，每场考试，都有人中暑生病、无奈弃考；还有人文章写到一半，发病猝死，号军就会把死者尸体扛到巷尾，用绳子拴好，沿着外墙放下去，由场外人运走，其状惨不忍睹，这人要想实现中举梦想，真的只能等下辈子再说了。
广东贡院里的“九天六夜”，就是这样既充满希望，又让人倍感艰难。也许，那时的考生同样相信，“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