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华口述 刘双整理
1934年10月的一个夜晚，作为少共国际师的一名卫生员，我随着中央红军浩浩荡荡的队伍，依依不舍的从瑞金大柏地出发，开始了漫漫长征路，那年我只有十五岁。
湘江边“短兵相接”
长征路上，第一道凶险的坎是湘江。部队经过长途行军、作战，一路艰辛地赶到湘江西岸的一座浮桥边，此时几架敌机正在轰炸、扫射过桥的红军部队，由于追兵已近，战士们冒着弹雨强行过江，大批战友倒在浮桥上、湘江中，江水变成血红的颜色。我本来就在队伍的尾部，看到这种情况，没有强行过江，趴在江边的岩石下等待时机。当敌机飞走时，后面敌人离我只有四、五十步远了。我爬起来拼命向桥上跑去，后面的敌人大喊着：“小鬼不要跑！”“抓活的！”我越跑越快，等敌人醒悟过来，纷纷开枪的时候，我已经跑进了对岸的山林。就这样，我成了少共国际师师部最后一个过湘江的战士，也躲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劫。
遵义会议我站岗
遵义是长征中重要一站，是我在少共国际师的最后一段快乐时光，也是我离毛主席、朱总司令最近的时刻。那时我调到了通讯班。一到遵义城，放下背包，我们就开始宣传革命道理，满城的贴标语，喊口号，传唱红军歌曲，筹建苏维埃政权，就像回到了老家瑞金一样，开心极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通讯班的十名战士被派到会场外站岗值勤。那时，虽然不知道召开的是什么会议，但看到很多红军领导人参加会议，我们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解散了，我们通讯班的小战友们整编到了红一军团二师，我和福建连城的吴建义分在红四团继续当通讯员，年纪大一点的其他同志下连队当了战士。分手时刻，大家恋恋不舍，相约长征结束后好好团聚，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能见面。后来才知道，八名下连的小战友离开遵义后，先后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大渡河畔强行军
长征路上，我的主要任务是通讯联络，常常是行军了一天，部队宿营后，去各营部或连队送信。为了避免和敌人遭遇，我总是夜里一个人摸黑赶路。由于个子小，步枪长，枪托经常碰在田埂上，磕在岩石上，有时一个晚上要摔好几个跟头，草鞋也磨破了好多双。可以说，我的长征足足走了三万里，但印象最深的是大渡河畔的强行军。那时，我们红四团接到了火速夺取泸定桥的命令，一天一夜强行军二百四十多里山路。记得那一整天都在沿着大渡河奔跑，上午遭遇了敌人，还打了两仗。没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就一边跑，一边嚼着湿漉漉的生大米。夜晚，天空下起了暴雨，一些同志累倒了，还有些同志滑下了山谷。但我没有掉队，和部队一起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大渡河畔的泸定桥头。趁着敌人的援兵还在路上，二连连长率领二十多名同志组成突击队，在全团火力的掩护下，冒着密集的子弹，攀过高悬在半空中的铁索，冲进河对岸的火海，一举攻下了敌人的桥头堡，并和后续部队一起占领了泸定城。傍晚时分，我和大部队一起一瘸一拐地走过了晃晃悠悠的泸定桥。
草地上艰难赶队
茫茫川西北大草地空气稀薄，野草丛生，遍地沼泽，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干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路程。我们红四团是先头部队，一边探路，一边行军。白天跟着藏族向导拣草最密的地方下脚，一个跟着一个走。夜晚找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大家背靠着背取暖休息。走了两天后，我的干粮就吃完了，野草、树皮和皮带都用来充饥。长期吃不到盐巴，大家都很虚弱，过一条没膝深的小河时，就有不少同志倒下去，再也没能爬起来。行军中，我的左脚划破了，由于整天泡在有毒的沼泽里，伤口很快就发炎了，脚肿得很粗，尽管同志们帮我背着枪和背包，我的行动还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决不能掉队，掉队就只能永远留在草地上了。行军的第五天，脚开始溃烂，每走一步都会渗出脓血。渐渐地被大部队越拉越远。靠着心中的信念，我忍着疼痛一步步坚持着，按照牺牲同志的遗体排列的方向艰难地前行。天快黑的时候，终于赶上了已宿营的部队。这才知道我们走出草地了！我又回到了红四团！部队过草地后，原地休整了几天，我的脚伤也逐渐恢复，又可以行军送信了。
六盘山下血染黄土
1935年10月，我们抵达了甘南的六盘山下，长征眼看就要胜利结束了。那天中午正在休息，天空突然出现了敌机，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我紧紧地趴在地上。随着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爆炸，我感到后背被什么东西猛地掀了一下，原来是背包被弹片削走了。当时脑袋一阵发麻，右胳膊也抬不起来了，鲜血染红身边的土地。敌机飞走了，卫生员很快发现了我，用绷带包扎了头部和腋下的伤口，还对我说：“你的命真大，旁边炊事班的同志都牺牲了，是背包救了你的命。”3天后，医生为我换药，头上的纱布一解，鲜血直往上喷，竟有几寸高。他悄悄地告诉旁边的同志：“这孩子恐怕不行了。”可过了一个星期再换药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头上的伤口已经愈合，虽然腋下的弹片没有取出，但我终于活着到达了吴起镇，到达了长征的目的地——陕北。
如今，近八十年过去了，每逢阴雨天气，我的右腋下都会隐隐作痛，它让我永远忘不了六盘山，忘不了长征那艰难的岁月，更忘不了那一批批倒下去的红军战友们。
后记：长征出发时，我的家乡仅有二十余户人家的羊角村共有三十多人参加了红军，包括我的大哥、姐夫。全国解放后，仅有堂兄刘金华和我返回过家乡。我知道，这些再也没有回家的亲人和老乡大多牺牲在那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