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金
妻子洗头，头发又掉了很多，妻子没舍得让它顺水流进下水道，捞起来缠成一团，放在梳妆镜下盆池边，很惹眼。
不知是季节的原因，还是她身体缺少什么元素，或者是思想压力太大……入秋以来，妻子每洗一次头，都要掉很多头发。
望着这团乱头发，我不由得想起已故的母亲。
40年前的母亲，也是妻子现在的年纪。那时的母亲身体硬朗，除了按时上工挣生产队的工分外，还要操持一家人穿衣吃饭，缝补浆洗，家务劳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要想衣能遮体，食能果腹，确实是件使人发愁的事情。母亲常常说，为了一家人能吃得饱，穿得暖，头发都愁掉了。幼小无知的我们并不能体会母亲发愁的滋味，倒希望母亲的头发能多掉些：因为母亲的乱头发不光能从货郎那里为母亲换来针线等日用品，还能为我们兄妹几个换来奢侈的小糖、饼干。
每天清晨，母亲早早地起了床，喊醒我们兄妹，分配好“工作”，就开始洗脸、梳头，准备做早饭。那时母亲为了干活方便，把头发拢在脑后绾了个纂儿，梳头时固定地搬个矮凳坐在堂屋门外青石条台阶上，松开纂儿，乌黑的头发从后背垂下来。母亲自上而下慢慢地梳。虽然动作很慢，依然有头发窸窸窣窣地掉下来，落在青石条上。母亲梳好头，重新绾好纂儿，把掉在青石条上的乱头发抓起来，不规则地缠成一团，塞在裂开的墙缝里。
一天、两天、十天、半月过去了，墙缝里便塞满了母亲的乱头发团。我们知道货郎快来了。其实从货郎来过那天起，我们兄妹每天都在巴望着货郎再来。远远地听见“不来等等，不来等等……”货郎摇着拨浪鼓招呼买主的声音，我们兄妹个个喜出望外，盼望货郎能“飞”到眼前。其实拨浪鼓声传来时，货郎还在离我们很远的村庄上做生意呢！母亲知道我们的心思，嗔怪道：“吃酒的不急叫花子急！”我们还是耐不住性子，心急火燎地借故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出去听听。生怕货郎卖完了担子上的小糖、饼干。
货郎终于来了。先是不厌其烦地“不来等等，不来等等……”摇着拨浪鼓，接着便是抑扬顿挫、似唱非唱地吆喝：“乌龟壳，王八盖，鸡屎皮子牙膏袋；乱头发，胶鞋底，不能再穿的麻草鞋……都拿来换根针、换条线，换点碱面烧稀饭；换小糖、换饼干，换油盐酱醋纸卷的烟……”撩得我们心里痒痒的。
母亲不发话，我们急也没用，谁也不敢擅自动母亲塞在墙缝里的乱头发，那可是她购买日用品的小银行！猴急的我们只好一趟又一趟地跑来跑去。货郎见我们空手围观，又“唱”了起来：“回家找，回家找，乱头发、碎布条，破铜烂铁旧橡胶，牙膏皮子——都找找……”我们只好回去央求母亲：“娘，快去啊！再不去货郎担要走啦！”母亲这才停下手中的活计，一团一团从墙缝抠出积攒多日的乱头发，顺便再找找有没有可以换日用品的破烂，凑在一起，去同货郎交换。我们尾随母亲挤在货郎担前，不看针线、碱面、火柴、香烟，倒是眼睛不眨地直勾勾地隔着货箱玻璃看花花绿绿的小糖豆、或方或圆的饼干在哪里。
母亲与货郎讨价还价，先争论乱头发的价格给的低了，再争论货郎的商品要价高了。争来争去，母亲辛苦积攒的乱头发以及家中确实用不着的破烂都归了货郎所有，换回来的是一些火柴、碱面、针线、颜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母亲拿乱头发、废品与货郎换东西的时候，我们生怕母亲忘了身边的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哼哼唧唧”。母亲或省下一分钱，给我们每人买一个糖豆（糖豆，豌豆大小，五颜六色，一分钱5个），或省下二分钱买几块饼干（这样的机会很少，母亲舍不得，二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母亲看我们那副吃相，责怪道：“一群馋鬼，赶明儿把我头割掉给你们换糖吃！”吃到糖或饼干的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货郎担。
那糖真甜啊！几天后嘴里似乎还有甜味。于是希望母亲头发多掉些，巴望货郎再次到来。
渐渐地我们兄妹都长大了，经济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货郎消失了，乱头发也不能交换物品了。母亲老了，头发白了，也掉得稀疏了，不能再掉了。此时的我们都怕见母亲梳头。母亲依旧保持着过去的梳头习惯，每次梳了头依然把掉下来的头发抓起来不规则地缠在一起，只是团儿越来越小。没有墙缝可塞，母亲就把乱头发团放在条几抽屉里，几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攒满一抽屉。每次母亲往抽屉里放头发的时候总会说：“搁在过去，能换这一抽屉糖豆、饼干，让你们这群馋猫吃个够！”
看到妻子这团乱头发，让我想起已故七年的母亲，想起母亲用乱头发为我们换来小糖、饼干解馋的艰苦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