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
中国读书人，自宋儒以来，道德感太深，道德范围太窄，又过度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一天天严肃，脸部肌肉也日益僵硬。这一僵硬，这一紧绷，遂绷坏了民族的气运，也绷出了中国文明之衰微。百年来，延续宋儒之紧绷，加上救亡图存之压力，这“重责大任”，“压迫”得知识分子脸部更加扭曲。于是，他们开始慷慨激昂，渐渐地，转成了愤懑乖戾。
性情，才是一切之根本。说句知识分子不爱听的话，百年来生灵之涂炭，关键原因，是读书人性情之失其正。他们始终以为，政府之根本问题，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种种昔日之恶，其实是因为人坏，是因为性情扭曲，并非制度有多么的不足。
制度与法治，从来就不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般重要。昔日秦朝暴虐，但刘邦在建国之初，却全然沿袭嬴秦制度，照样开出了两汉盛世。而后，唐沿隋制，几无更动，亦同样开出了大唐盛景。秦汉之异，隋唐之别，都不在于制度，而在性情。论起性情，宋儒因道德观念狭隘，总瞧不起刘邦；觉得他既没读书，又像个无赖。殊不知，刘邦的性情，比那一帮儒者，实实要好上许多。刘邦凡事看得开，最有中国人该有的宽、厚、通、豁，于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没有读书人的酸腐，更没有读书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气度，故而连秦朝的暴虐，都伤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满嘴仁义却性情褊狭的所谓儒者，最后多被踏杀。
有刘邦的好性情，才有汉朝质朴而大气的四百年好江山。
制度固然重要，但后头人之情性，才是历史之真消息。
国学热也好，复兴文化也罢，最要紧的，无非是要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性情；讲得更具体，就是要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现今某些专家谈“国学”，一脸市侩气；另有某些专家，则满嘴酸腐气。凡此恶气，不听还罢，一听，恐怕脸部都更要变形难看。见了这些脸，只觉得“五四”的打倒传统，可真有理！谈“国学”，谈传统文化，若无益于人之性情，那宁可不要！
自古以来，士为四民之首；直至近代，读书人仍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良心自居，原都该有“君子之德风”的自觉。然而，不幸的是，百年来民族性情之丕变，是读书人带头迷失；而今，民族性情之恢复，知识分子却又最为殿后，甚至最持异议。独独只有知识分子，愤懑依旧，乖戾如常。他们忧“国”忧“民”，闭锁书堆，被一堆知识概念搅得脸面扭曲，却丝毫不能自知，还动辄以真理自居，以引领者自任。唉！这该从何说起呢？
百年来，知识分子因过度操切，以至于忘掉了：再怎么天下己任，再如何国家民族，都该以修身为其根本。昔日子路问“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续问，“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后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是的，三次回答，三次“修己”；这“修己”，修己之身，才是一切天下国家之起点。要忧“国”忧“民”之前，都该先“忧己”，反省自己是否已然一身清爽而又一身明白？但是，近代知识分子不仅忘了要“修己”，甚至还找来了一套说辞，撇清了个人修身之必要。知识理论之误人，也莫此为甚！于是，他们不断援引“新”理论，不断论述“新”学说，整天痛骂，成日愤戾，终至一己憔悴干枯。如此误人，又如此误己，正是百年来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修己”，才是一切之根本。今日知识分子，因为“五四”包袱过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个好性情。以前遇有一些聪明学生，某段时日，突然性情大变，迷失得彻底；那脸，全变了个人似的。然而，隔些年后，再逢又见，他却已然迷途而后返；经此转折，除了恢复旧日样貌，反更增添了一份安然与淡定。于是，这曾经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无有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后的沉静与安稳。我看知识分子，亦复如是。他们一脸躁郁，我虽说感慨，却也不甚忧心。因为，说不定，哪天因缘具足了，可能只是起身照个镜子，久未细看的自身脸庞，才一定神，赫然发现，果然不对，真真不对；于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就这样迷途知返，一下子就幡然猛醒了。如此生命翻转，其实一点都不奇特；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生命经验。这一翻转，于是，他们重新要修身，重新观照性情，还发现孔老先生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虽是老话，但还真有道理。就这样，一旦读书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担当真正引领的角色，不必成天议论，不必忧心忡忡，只要他们脸上的躁、怒、愤、戾，经此一转，渐渐化成了中国人最该有的宽、厚、通、豁，那么，一个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据《人间随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