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音（1917-2012），本名周光瑚，出生于河南信阳，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父亲是一位早年留学西方的中国工程师，母亲是比利时人。她的英文名字叫伊丽莎白·柯默，韩素音是她的中文笔名，是“汉属英”的音译，意为她这位汉人已入籍英国。韩素音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在燕京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学医，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一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与理解。
她的作品有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再生凤凰》，小说《瑰宝》、《青山青》、《等到早晨来临》，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其中，她的自传小说《瑰宝》最为著名。她出资设立的“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是目前中国翻译界组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翻译大赛。
1952年，韩素音用英文创作的自传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5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把《瑰宝》搬上银幕，拍摄成经典电影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生死恋》，并于次年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
我为什么写这部书
我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和母亲的书，关于中国的书，有一天，这个念头化为行动，接着就像种子一样滋生发芽，有了明显的形态，长成了一棵有许多分支的树。由于我本人也经历了充满变化和革命的年代，我也需要往后看，往家乡看，才能把我们这一代发生的改天换地的时代写出来。我不知从何着手，从何开始。对我来说，中国自然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把这一切同我分割开来，那我就没有故事好说的了。我的书的轮廓就这样与中国难解难分地逐渐丰满起来。
要把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同历史分割开来，同他们在中国的那段时期的历史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就像普鲁斯特在写到他自己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他不可能把他自己、他的人物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引起他们反响的那些事件割裂开来。我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中国在1900年发生了一场“拳匪”之乱，欧洲人是这么叫的，中国人称为义和团起义，由于这一事件，我的中国父亲没有去考科举，做翰林，却娶了我的比利时母亲。找树要寻根。我得回到根上去。
对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胜利，我同许多阶级出身相同，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一样感到害怕。这些人从来不是中共党员，也永远不会成为中共党员，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过了，不再对任何东西有足够的信仰，为它上街去把守街垒，嘴上喊着高昂的口号而舍生忘死。但是我所说的可能是那些既不想恢复过去，又无意投身现在的人要说的客观真实的话。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艺术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来做平心静气的记录，而不要传教士痛心疾首地来对现实宣布不现实的讨伐，特别是不要那些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的人。
我不能像哥哥那样与世隔绝，生活在黄金时代的神话中，生活在木乃伊化的幻想中，时代的风不论和煦和萧瑟都吹不到。树同人一样，未来是从昨天开始的。
有人只看到断裂的地方，而不能把它连接起来。但是我得做到这一点，同我自己一起生活，做我自己这样的人，继续成长。我不愿成为一棵煞风景的伤残的树。虽然未来不是我带来的，至少我要欢迎它，即使这会把我送命也罢！
的确，要继续成长，要尽力去了解，摒弃成见，是件痛苦的事。发现自己的记忆已经遭到时间和革命的销蚀，心底的幻想已经破灭，对付这样的孤寂之感，只能一笑置之。去弄清楚这有多困难、多痛苦、多漫长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因此我就动笔写起了这本书，为的是表达这样一个所有亚洲人都会明白、而且我相信许多欧洲人也会明白的意思：在我用文字所勾勒的那个宏大的时空范围内，从往昔到现在的这种延续，这种命运的兑现，不是由某种高高在上的力量操控的，也不是由神秘排列的星宿掌控的，而是由人们必须鼓足勇气去正视的日常生活的残酷逻辑引导出来的。
在这本书里，一切记录都是真实的，一切事实都尽可能调查准确。我所以把它们记了下来，因为可能有那么一天，像我这样的人无法再有写作的机会了。
《伤残的树》内容简介
《伤残的树》是韩素音自传的第一部。通过她对父母异国恋情的回述，作者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他们的相遇本应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惊艳碰撞，但在20世纪初期，这种交融却充满了苦涩与迷茫：玛格丽特对东方古国的浪漫幻想被乞丐、蝗虫、饥馑所取代，而心目中的“东方王子”，也成了无力保护妻子免受乡邻好奇目光及族间繁缛习俗纠缠的乡绅……韩素音和她的兄妹一出生就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他们在家讲中文，出外学英语;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上午穿着中式服装、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韩素音为记忆奉献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使得历史有了温度。比利时援华铁路协会代理人赫斯的自述，辛亥革命亲历者李劼人的讲述，作者三叔、四川美丰银行经理周见三的旁述，以及作者童年记忆的影像回放，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道生动的侧影……
《凋谢的花朵》内容简介
《凋谢的花朵》是韩素音自传的第二部，记述了作者从12岁—22岁（1928－1938）少年、青年时期的个人生活、交往史，如1931年从北京圣心中学毕业后到协和医学院当秘书，其间自己的初恋对象竟是执迷不悟的纳粹党徒；1933年在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与龚澎、梁思懿成为同班同学；1935年取得庚款留学经费赴比利时求学；1938年，因挂念自己在抗战中的祖国，作者放弃了学业和爱情，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在作者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也正是中国经历巨大历史变革的时期；韩素音的个人家庭、家族生活史，背景是极其广阔的社会历史风云。跨越欧亚两种文化的写作背景使她的叙述语言既具备一种试图同时融入两种文化之中的焦虑和冲动，也具备一种游离于所叙述对象之外的冷静。她那种富于激情的直白和坦诚的自我反省，令她的自传能以丰富生动的笔触，通过“个人”或许多“个人”，使历史更容易被人接受，并且努力传达着作品中人物的感受与激情。该自传无论从写作笔法还是故事本身，都是可以当作小说来读的，兼具历史感与文学性。
《无鸟的夏天》内容简介
《无鸟的夏天》是韩素音自传的第三部，记述了1938-1948年作者的个人生活、交往史，其间穿插着广阔的社会历史风云。作为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之女，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的侄女，中国驻英武官的妻子，燕京大学的学生，获得庚款留学资格的中国学生，韩素音及其家族有机会与冯玉祥、蒋介石、戴笠、刘湘、李颉人、龚澎、周恩来、毛泽东、冯亦代、叶君健、季羡林等各级各类人士交往，其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使其自传完全超越了一般人自我表现的范畴，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广阔的文化视域和深厚的民族内涵。
韩素音：中国人民友好使者
1970年代的中国，韩素音的名字家喻户晓。韩素音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作为铁幕时期穿行于东西方世界的国际友好人士，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记的作者，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非常耐人寻味。韩素音的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和《无鸟的夏天》三部曲，完全超越了一般人自我讲述的范畴，使这部几乎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传记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民族内涵。
韩素音性格十分倔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韩素音闻讯后既惊诧又悲愤。在多次参加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大使馆组织的演讲会、讨论会和系列爱国集会后，她决定回国。她写道：“中国，中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像大多数那个大时代的海外爱国青年一样，她毅然放弃赖以继续学业的奖学金和做医生的美好前途。“回去，回去，回到我的中国去!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别的爱比这种爱的力量更为强大。”
在四川成都美国教会医院当助产士时，韩素音与他人合写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1948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5年在马来亚开设光瑚药房。1960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现代亚洲文学史讲师。1964年开始写5部传记性著作：《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凤凰的收获》，成为职业作家。她常到美国、德国、瑞士等20多国讲学和游历，介绍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改革、宗教、民族、青年、妇女、知识分子等问题，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著作。还有《早晨的洪流》、《中国，2001年》、《餐风沐雨》、《回面》、《拉萨，开放的城市》等著作。
她的自传是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
韩素音出版36部著作，其中多数用英语写成，少数用法语撰写，被译成世界各国17种文字。除了著书出版，韩素音还在北美、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大学和公众集会上，发表过两千余次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
去年，她在接受国内媒体时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的民族。改革开放30余年，新中国成立62周年。读者看看书中描写的旧中国战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情景，一定会感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是了不起的，中华文化是有强劲的生命力的。我所敬仰的周恩来总理若在天有知，一定会欣慰的。
一生中，她的作品几乎都与中国相依相恋。“文革”中的韩素音曾婉拒为江青立传。她有一句名言“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正如她所言，韩素音以对人生、对家国充沛饱满的热情，不懈记述着她的个体自我存在与她所生活的时代之种种，无怪乎英国著名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这样评价道：“我花一小时读韩素音作品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我在那个国家住上一年还要多。”著名文学家刘心武也曾说过：“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询问十名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不同的法国人，问他们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中九人都肯定地回答：韩素音。”韩素音真挚感人的中国情结，令她的作品中蕴藏着对中国深刻的了解，饱含着对中国执著的热爱，她既真实又富文采的回忆与记述也成为了西方读者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必读作品之一，造就了她在国际文坛的重要影响。通过文学向世界介绍中国，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向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