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 声
近年来底线似乎走俏，“道德底线”、“良知底线”、“信任底线”等等，时不时地就可以在报刊网络上见到它们。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事，过去人们是不大谈底线的。有书为证：过去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底线一词只有两种释义：一是球场“两端的界限”；二是“内线”。直到2005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才增加了底线的新释义：“指最低条件；最低限度。”这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底线。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GDP越增越高，楼房越盖越高，“最低限度”的东西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莫非应了那句老话：缺啥吆喝啥？著名学者易中天不就感慨：“你问当下中国最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
不过，过去人们不大谈底线不等于做人不讲底线。
沈醉先生就有一个“底线”的故事。沈醉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国民党军统大特务，干过不少坏事。新中国成立后他经过思想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文革”中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多所谓的“专案组”找他外调，写证明材料。
其中有个很有来头的“专案组”非要沈醉证明丁玲抗战前曾经被捕叛变。原来抗战前丁玲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确实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由于丁玲当时是很有名气的女青年作家，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出面援救。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和国际影响未敢杀害丁玲。
“文革”期间丁玲的这段历史被翻出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说丁玲是由于叛变才得以活命。于是他们就找当年在上海曾跟踪、监视过丁玲的沈醉，企图从他这里拿到丁玲叛变的证明。
沈醉知道，他写的证明材料关系到被证明人的政治生命，因此抱定宗旨：决不能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尽管“专案组”多次追逼，沈醉始终实事求是，不跟着胡说。
不干伤天害理的事，这是沈醉对自己的要求。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这应该是最起码、最低的要求——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底线”。沈醉的底线看似不高，却最终帮助了丁玲，使她的所谓变节行为真相大白。1984年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沈醉和丁玲在全国政协开会相遇后，回去就写信告诉了她这件“文革”往事。丁玲这才知道原来是沈醉暗中保护了她。“文革”五年中沈醉共写了一千多份证明材料。也许还有更多人不知道，正是沈醉坚守的底线使他们免遭了无妄之灾！
沈醉的故事值得深思。它是不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条道理：有时候，一个人不干坏事就等于做好事；一个不干坏事的人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伟人教导我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窃以为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而不干伤天害理之事则是做人的底线。最高境界一般人难以达到，但底线应该不难企及。比如，汽车司机撞着人了，别逃逸，赶快把人送医院；商贾之人做不到为灾民捐钱送物，也决不卖假货，不卖变质食品，不卖劣质种子；医生做不到把病人当亲人，也别乘人之危狠“宰”；官员做不了焦裕禄、孔繁森，也别当胡长清、成克杰……如此等等。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些，那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芙蓉国里尽朝晖”了。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