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
走到乡下，什么时候，忘了。去乡下的路是泥面的路，留有两道车辙。车辙细长而清晰，在车辙间的路面上，有杂乱的马蹄印，还有些新鲜的马粪。马粪不臭，却让空气弥漫着城市里没有的气味。这些气味和草丛的气味、树叶的气味，一起迎着你，大概就叫乡间气息吧。乡间的气息从路面升起，特别是清早，会在花树草芽间，飘散出一股股的雾霰，不知不觉中湿透了你的裤脚，那清凉的感受，会让许多乡下的回忆，浮现出来。
那不是回忆，是从乡间小路旁一个门洞里伸出来的小脑袋。记忆也许就像这个小脑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过去的门缝里钻出来，唤回一个难忘的故事。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有一张插队当农民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我穿着一件肩膀有块大补丁的上衣，头上扎着一块白羊肚毛巾。“白羊肚毛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这是老诗人贺敬之的诗，中学课本选了多年，所以人人都记得这诗句。白毛巾，红腰带，这是鲜艳喜庆的色彩，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简洁最廉价的装饰物。我下乡当农民的那年月，食能果腹，衣能遮体，就算上温饱了。冬天一套棉，夏天一身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两套衣服穿上八九年，并非夸张的说法。衣服不能常新，但心情需要时时敞亮，于是头上的功夫就出来了。最典型的例子也是出自诗人贺敬之笔下的歌剧《白毛女》，穷得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债的杨白劳，过年了，也要给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就是到了我们到乡下插队当农民的时候，年轻人爱美，又经济又能实现的装扮就是头上扎上一根白羊肚毛巾。这是一道算术题：我每天劳动挣四毛钱，一条毛巾一块二毛钱，那么我下苦力于三天，就能挣到一条毛巾让自己精神起来。
头等大事，就是头上的事，如今叫美容美发。除了经济条件，还是人们审美的习惯。我最早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排照片，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还有自己的“发现”：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的头发多，一个比一个的胡子少。我把我的发现告诉大人，大人告诫我：“别胡说！”其实我没有胡说，只是把实际看到的说出来了。但我的观察力很快受到扼制，所以，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发现”。其实，今天想来，我没有贬损伟人们，这样变化，大概也有时代变迁和与时俱进的理由。二百年前，西方和东方的上层人士均是美髯公。现在的布什、布莱尔、普京，这些大国领导都刮光了下巴并有一头美发。我以为这是审美时尚“全球化”，与意识形态无关。
再回到乡村和回忆中去，那个时候，受苦庄稼人，多是刮光头，每天灰头土脑，粪末草屑，干完活回家，一瓢水上头，干净利索。所以头发并不受重视，真秃子和假和尚，一样。鲁迅先生在写到阿Ｑ的时候，强调了头上有癞疮疤。强调就是指明其经济状况：也就是说他是个穷得家里没有个老婆往头上浇那一瓢水，也懒得自己不会往自己头上浇一瓢水，流氓无产者。乡下人受了教育，最鲜明的标志，就是留起头发，梳了个小分头。不受草灰土粪之罪，也不怕虱子上头安家了，从此后鸡窝里飞出凤凰来——小分头宣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头等大事。
太阳出来了，到这乡间小路上“农家乐”一日游的人也多起来了。人头攒动，五颜六色，“红头发绿眉毛”这些过去老妈妈讲鬼故事的开篇，现在成了人们头顶上的风景。我想，如果阿Q还活着，他会有一头什么头发？红的，绿的，还是假的？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对了，阿Ｑ留在鲁迅的土谷祠了，那也是一个时代的疤瘌头啊，无可替代也无法改头换面……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