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光潜
中国古代很多文人有一种渔父情结，他们一边声色犬马，一边寻求安宁，身在庙堂时，心向江湖；而身在江湖，心却又念着庙堂。他们需要一个干净的地方、一个脱离世俗苦海的地方，安顿灵魂。其实，这是物质与精神平衡的需求。在烦扰的尘世中，他们的灵魂最愿意走向江湖，走向林莽，走向人迹罕至的青山绿水，上山砍砍柴，下河撒撒网，即所谓的渔父生活，恰如李煜《渔父》所言：“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而如此赋有渔父情结的古典诗词，几乎比比皆是，如高适的“曲岸深潭一钓叟，驻眼看钩不离手”、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及陆游的“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等等。
到了元代，文人的渔父情结更加强烈。在元代文人的画作中，有大量的《渔父图》，文人们追求渔父生活，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因为元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文人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心理感受，加上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致使许多文人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许多文人虽寻得一隅安身，心灵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闷之中。
在元代，渔父情结最为浓郁的要算与王蒙、黄公望、倪瓒并称元四家的吴镇了。他终生庶民，不入仕途；游乐山水，流连江湖。他一生很少结交达官贵人，往来的多是和尚、道士和隐逸文人。生活潦倒时，吴镇便到街上卖卖小菜，勉强度日，绝不谋取官职，绝不媚俗卖画。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记载：“吴仲圭本与盛子昭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而仲圭之门阒然，妻子顾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后不复尔’，果如其言。”由此足以见得吴镇的孤傲与虔诚。
近来，我连续阅读、欣赏了吴镇的三幅主旨和图式相近的绘画。无论是“双雁齐飞掠水面，渔父仰首看斜阳”的《芦花寒雁图》，还是“渔父凝视聚思，愿者上钩”的《渔父图》，它们均给读者传递了一种“生在红尘、洁身于梦”的超然情怀。画寓意，诗言志。读着，赏着，我自己似乎便成为图画中那个右手摇桨、左手执竿的渔父，忘却尘埃，心系山水，与白鹭为伴，以飞霞为友。在《洞庭渔隐图》中，我们看到了元代文人（如吴镇）的一种玉洁的坚守、一种傲然的孤独、一种择壤而生的磅礴气势——近岸，三棵松树造型特别，一松旁逸，横贯两松主干，却在迷离水面上蓬勃上扬；另二松直拔而上，不倚不歪，负重昂然。这难道不是一种象征或者写照吗？
与许多赋有渔父情结的古典诗歌相比，吴镇的题画诗更是让人感觉非常。如：
“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洞庭渔隐图》）
“山突兀，月婵娟，一曲渔歌山月边。”（临荆浩《渔父图》）
“孤舟小，去无涯，哪个汀洲不是家；酒瓶倒，岸花悬，抛却渔竿和月眠。”（临荆浩《渔父图》）
“云影连江浒，渔家并翠微。沙鸥如有约，相伴钓船归。”（《秋江渔隐图》）
看来，中国古代很多文人，他们在追求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同时，又不断地向不胜寒的高处进发。
（据《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