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帅
那是993年前的一个冬日，大宋王朝已经建立了59年，在宋真宗的统治下，帝国的总体景象还算一片祥和，从光山县署官舍里，远远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时任光山县令的司马池喜出望外，39岁的他中年得子，当然是件可喜可贺的事。端详着怀中的小生命，司马池陷入了沉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想到自己的任所是光山，不如就赐名为光，取其“正大光明”之意。就这样，小司马光诞生了。谁也没有想到，一颗耀眼的星辰，即将冉冉升起，放射万丈光芒。
三天后，家人用附近的一口井水为小司马光“洗三”，为他沐浴消灾，祈祥求福。后人仰慕温公懿德，重加疏浚修葺，名曰“司马井”。如今，漫步在司马光故居，仍能见到这口井，还有他急中生智砸缸救人的铜制雕塑，掩映在翠竹修篁、参天古柏之间，每逢清风拂过，草木簌簌作响，仿佛在诉说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司马光少年老成，七岁时就已“凛然如成人”，听到别人讲《左氏春秋》，就喜欢上了这部书，“自是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从此养成了好读史书的习惯，而且“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当同龄的其他小朋友还在玩耍嬉戏的时候，小司马光已经徜徉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了。一幅幅历史画卷在他面前展开，风云变幻的王朝更迭、血腥险恶的政治势力的倾轧一定不止一次让他震撼和惋惜，诡谲难测的阴谋阳谋、钩心斗角的宫廷斗争也一定不止一次地让他惊悸和痛恨。真正的勇者并不是不惧怕黑暗，而是在见识了一切黑暗后，仍能相信光明并为之而奋斗的人，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看到每逢国家衰弱、内忧外患，莫不是由于主上昏庸、奸臣当道，每逢国家强盛、海内晏然，也莫不是主上贤明、用人得当。于是他立志要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攘斥奸邪，致君尧舜。所以，当他二十岁荣登进士，迈入仕途之后，常常直言进谏，不避权贵，忠贞耿直，奸小胆寒。宋英宗刚即位的时候，得了病，皇后跟他一同听政，司马光就在此时上疏，劝皇后以前代章献明肃皇后为鉴，不要亲用外戚小人，而是信用“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颀直如薛奎”这些人，远离“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这样天下才会服膺。之后，曹佾无功升迁，司马光言其不妥，任守忠获得提拔，司马光也据理力争，直斥之为“守忠大奸，国之大贼”，皇帝于是责备了任守忠，把他贬为节度副使，天下人都很痛快。不久，王广渊被升迁为直集贤院，司马光又强烈反对，认为他是奸邪之人不可接近，这次皇上也架不住了，直接把司马光升了官，调离了谏院的职位。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向他上疏，论述了修心的三大要旨，即仁爱、圣明、勇武，治国的三大要旨乃是善于用人、有罪必罚、有功必赏，可谓至言。
俗话说：“常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虽然司马光直言无忌，得罪了朝廷许多人，但他光明磊落，行事坦荡，没人抓得住他的把柄。然而，由于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逐渐加重，宋神宗也是火烧眉毛，任用了王安石，支持他进行变法。当时王安石手握大政，权倾朝野，实行变法，雷厉风行，司马光却直言变法的弊端，强烈反对变法，最终遭到贬谪，闲居洛阳，一心编书，不问世事。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司马光是迂腐的保守党，庸才一个。我认为，司马光是保守党没错，但绝对不迂腐。王安石太清高、太苛刻，他痛恨腐朽衰败的旧制度，痛恨这个满是蛀虫的王朝大厦，他立誓要让帝国重获新生，所以他变法的每一项都动摇了这栋大厦的根基。如果变法成功，大宋确实可以国富民强，问题的关键是，变法在执行和实施上与设想的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他所任用的官吏并不是跟他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有些是鼠目寸光之辈，有些是才能平庸之徒，变法在实施过程中不免要偏离既定的轨道。司马光洞察了变法的弊端和漏洞，也清楚地看到，变法所伤害的，归根到底，还是黎明百姓劳苦大众。青苗法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如果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那么到最后人民不是死亡就是变成盗贼。所以作为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人，司马光自始至终都对变法深恶痛绝。
司马光遍览史传，他很清楚“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从政以来都很关心民生疾苦，主张宽以养民。康定元年，宋与西夏发生战争，朝廷意欲在两浙路添置弓手，司马光代父亲写了一篇奏折，认为添置弓手弊多利少，只会加重百姓负担，给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表现了一个青年政治家敢于为民请命的铮铮铁骨。他的故乡夏县地处宋与西夏战场前线，不识兵革的百姓常常被驱赶着上战场，弄得田园荒芜，衣食不继，司马光写了不少诗句表达对百姓的同情。英宗时，朝廷下诏招募陕西民兵义勇二十万，民众情绪十分惊恐，司马光抗言其非，认为民兵虽多，其实并没有多少战斗力，虽然朝廷已经与民成约，从此不再充军戍边，但是曾经失信于民，所以大家都不相信，这样下去，不仅边患解决不了，还会导致田地由于无人耕种而荒芜，人民衣食得不到保障。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宰相韩琦，韩琦没有采纳，不到十年，果然如司马光所言。后来，司马光知永兴军的时候，宣抚使下令招募民兵义勇戍边，调遣百姓制作干粮，修缮城池，关辅一带人心浮动。司马光奋而极言其弊，认为人民和官府都已经十分疲惫，应该休养生息，不能再这样折腾了，并且坚决拒绝执行。于是附近地区得到了豁免。由于司马光爱民如子，心系人民疾苦，所以在他闲居洛阳期间，天下百姓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家家户户遍传其名。以至于当神宗去世，他到朝廷哭丧时，卫士望见他，把手放到额头上，都松了口气；每到一处，民众都聚集围观，告诉他：“不要回去了，留在这儿做宰相，让我们活下去。”其受人爱戴，一至于斯。
司马光不仅在政治上忠贞清明，耿直廉洁，而且在史学上也颇有建树。在闲居洛阳的十五年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修撰那部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英宗时，他就编成一部八卷的《通志》进献给英宗，英宗看了很高兴，就让他继续编。神宗时，司马光进读这部书，神宗以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开始，历时十九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以及儿子司马康等人付出艰辛的劳动，终于完成这部可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相媲美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详尽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主要选取“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迹，并附以司马光本人及选录前人的史评。其文辞明白晓畅有如行云流水，在依照纪年排列铺叙的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中，可以感受到编撰者对于历史脉络的把握。全书以“三家分晋”开篇，附以司马光本人的评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详赡的叙述和卓越的史识相得益彰，使这部史家巨著不仅仅在封建年代成为帝王以古鉴今的统治工具，而且成为今天一切史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烽烟散尽，多少历史俱成尘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早已成了一堆枯骨，只有这部《资治通鉴》依然傲立世间，给一代代的有志之士提供营养和动力。
为了编这部书，司马光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到了编成的时候，他已经心力交瘁、病痛缠身。哲宗即位，太后摄政，拜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更加努力地处理政务，事必躬亲，不舍昼夜，想要以身殉国。他力排众议，废除新法，静以养民，休养生息。连辽国和西夏的使臣到了，都要问问司马相公的情况，并且告诫边疆士兵不要轻易犯边。温公之德，昭如日月，威服四方，由此可见一斑。是年九月，司马光与世长辞，享年68岁，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
由于司马光反对新法，所以在他逝世后，有不少人利用这一点攻击他“毁谤先帝，尽废新法”，让皇上夺去了他的赠谥，把碑也推倒了。后来蔡京执政，要把司马光刻进《奸党碑》，长安的石工安民应当完成镌字的工作，他却说：“我是一个愚人，不懂立奸党碑有什么意图，但是像司马温公这样的人，海内都称赞他正直，我不忍心把他刻上去。”官府很生气，就强迫他，他哭着说：“如果一定要我刻，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在末尾，我怕得罪后世的人啊！”呜呼！奸党的诋毁，政治的倾轧，于温公之德又有何害？温公之懿德忠心如朗月清风，永远铭刻在百姓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