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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刚谙世事之时,常会听父母亲对他们讲起“孔融让梨”的故事。历史上的孔融从“让梨”到“建安七子”之首,可谓“名满天下”。一生活得轰轰烈烈,死得也不同凡响。

孔融这位孔子第二十代世孙的“大圣之后”,四岁让梨,十岁得见河南尹李膺,并语惊四座,讥讽了太中大夫陈炜。李膺称赞他说:“高明必为伟器。”十六岁侠义救张俭,又与其兄“一门争死”,名扬四海,成了当时的俊秀、大名士。可他最终是一门皆死了,“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他命运之跌宕多舛,为人们所惋惜和惊叹。

孔融一家的死让人怜悯涕零,亦使人深思。特别是他那对聪明年幼的子女。“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平?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有人认为,孔融该死,生于乱世,无用于乱世的本领,名高于实,不知自守,好虚名,逞口舌之利,喜哗众取宠。孔融在应答吴使时只顾自己意气风发,对朝政妄加评议,在吴使面前丧尽了曹魏的脸面。被杀也不是什么很冤枉的事情。有人却认为,孔融生不逢时,要是生在和平年代,必定是个功成名就、名垂青史的文学之士。

依鄙人之见,孔融即使生在今世,也未必功成名就。正是孔融自己固有的性格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妻儿。

孔融的性格,四岁让梨时便形成了。如果孔融不让梨,见利必争,那他长大后就会学会通融、圆滑,就会学会投机取巧、奉承献媚,就不会养成他的这种德行。他也就不会早期刚走入仕途时,就屡次纠举贪官,“陈对罪恶,言无阿绕”,得罪了一大批。就不会得罪董卓,每每忤卓之旨,结果使自己的仕途受挫,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就不会顾不得穿朝服即急忙地见曹操救杨彪,而为自己埋下祸根。就不会在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时,杜撰古典来讥讽曹操,使自己与曹操的矛盾进一步激烈化。更不会在曹操下令禁酒时,一连作书加以反对,成为了曹操的死对头。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就不会,曹操就不会置孔融于死地,他妻和子不会跟着他死。这乃孔融这一类人之性格使然。

造物主就是这么故意作弄人,塑造一个人时,总喜欢将“让梨”和“不让言”的双重性格杂糅在一起,安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让梨”的人,必定是一个见小利而不争,作风正派之人,必定是一位正人君子;而一个“不让言”的人,往往是知识渊博,眼光尖锐,勤思考,刚正不阿,不事奉承献媚之人,也必定是一位正人君子。如果一个人“不让梨”,那这个人很可能是有利必争,而有利必争,那就不会刚正不阿,也就必定会献媚奉承,那就会“让言”了。这仿佛放之人间而皆准。

一个人只能适应社会,很难改变社会。然而,无论是从孔融聪明的头脑,还是从孔融高尚的品德上看,他那“高明必为伟器”之内质,历来都是人们所仰望和追求的。

(据《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