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儒
日前，在郑州市，300多名车主自发组建“爱心顺风车车主群”，提供免费搭乘服务，尽管统一使用“绿丝带”，统一发放标志牌以示规范，却仍然遭到市民冷遇。面对冷脸，好心车主心里不是滋味，有的人因此选择退出。然而，对于市民来说，面对不期而遇的好心，又岂会不加分辨地全盘笑纳？车主的好心、市民的警惕，都没有错，错又在谁？
无论搭顺风车，还是扶老人，抑或奋不顾身救起落水者等等，都是人身上普遍富有的善。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因为相识，这种善行就很容易发生。但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这种普遍性的善，却首先会与基于陌生人的不信任发生碰撞。这也正是进入陌生人社会初期时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突出表征。
如果说，在熟人社会里，普遍性的道德低点是善，高点是更高境界的善。那么，在初期的陌生人社会里，这个高点未必会变，而这个普遍性的低点却可能最低至恶，“正负零”点则使善行受阻。从这个低点到“正负零”点之间，则布满了好人的被讹诈、被怀疑、被嘲笑、被误解、被冷遇、被拒绝。这便是在陌生人社会里做好人可能需要支付的“成本”。
最近，《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7.9%的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尽管网络调查有一定局限性，但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心态。不能不说，这个高成本，正是陌生人社会初期的人性之善与不信任的碰撞所带来的，也显示不信任在陌生人社会初期占尽上风。
然而，这种“不信任”品质，对于一个需要加速发育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利的。当一个社会出现普遍性的不信任时，社会就要为此付出相当庞大的社会成本。尽管我们所进入的陌生人社会的初期，还会面临着不信任的蔓延。但是，文明进步的社会则有责任也有能力去阻止这个蔓延，乃至消除这种普遍性的不信任，使社会回到普遍性的善这个底线上来。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育，使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不可避免。陌生人社会同样需要从粗放式的初级形态迈向高度发达的高级形态。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在于缩短这个时间，加速进入到陌生人社会的高级形态。这就需要建树一种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使坏人的恶行受到普遍性抑制，使好人的善行得到普遍性的弘扬。这种机制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桥梁。
显然，如果郑州的“顺风车”等成为一个社会组织，具有标准规范约束和很高的认知度，市民就会消除陌生人之间的芥蒂坦然受之。如果有关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来为好人撑腰、为好人免除后顾之忧、为好人因善行而付出的代价埋单，那么好人就会理直气壮地做好人、行善举。如果法律能为每一起好人好事纠纷给予公正裁决，讹诈、碰瓷者必不会得逞。我们将逐渐摆脱“做好人成本高”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