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周惠年（1911.3-1997.6），曾被陈云同志称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1911年3月出生，河南信阳谭家河镇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调上海中央交通局，1930年顾顺章叛变后调至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上海成立中央分局，周惠年调到分局搞交通工作，1934年曾两次被捕，直至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经党营救出狱。此后她在南京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赴延安，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1951年调中央编译局工作。
讲述者：
李钊，周惠年之子（中国民航局原副局长）。
假扮夫妻建立交通联络点
我妈妈从鸡公山逃出来，到了上海以后的第一个领导就是吴德峰，开始在吴的领导下做交通员，那时候她大概十七八岁吧。
在那之前，她原是在河南信阳家乡上小学，原来家境还算过得去，我外祖父过世后就比较困难，她就辍学了。1926年北伐军到了这里，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她这个失学的孩子就在补习班上接触了初步的革命思想，后来她也为地下党完成一些印送传单、送信的任务。
1928年她发传单的时候被捕了，北伐军的那个宪兵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大概也看她年纪比较小，没有太难为她。软禁三个月后，我妈妈被释放。田池生临辞世前写下的自传，里面谈到他当宪兵连长时，曾解救过两名女共产党员。
后来地方的红枪会很厉害，专抓参加共产党、剪短发的，我妈妈也剪了辫子，头发一时长不起来，就到处躲藏。她先跑到鸡公山躲了一段时间，下山时又正赶上红枪会抓人，她跑到信阳车站，正好火车司机是我们党的人，就让她上了火车。到了上海后，担当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做中央交通局和河南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
我妈妈说做驻机关的交通员很苦，每天只有四块铜板，也就将将够吃最便宜的饭吧，而且还得关起门来吃，因为很害怕邻居看见起疑：怎么吃得那么不好？上海冬天也挺冷，她没钱买衣服穿得挺单薄，还是吴老的夫人戚大姐带着她上街买了一件棉袄。
当时都没有真名字，而是用一些化名、代号称呼。比如我妈妈那时见过陈云，他那会儿装扮得像个账房先生，耳朵上老夹着一支笔，叫“老开”，就是大老板，我妈妈是后来到延安以后才知道了他的真名和身份。潘汉年比较年轻一些，就叫“小开”。有的人就叫“王先生”，或者“眼镜”，还有一些人，她后来再也没有碰上，到了延安和解放后，都没再见过面，就始终不知道是谁。
谁也想不到一个漂亮的阔太太会带着武器
大概到了1931年3月顾顺章叛变以后，我妈妈就被调到中央特科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底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直属中央，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特科共有四个科：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其中的特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主要负责武装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以及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采用暗杀的方法惩处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
我妈妈去了特科后，就在行动科协助谭忠余工作。“红队”要到哪个地方有行动，不能大家都带着枪，真正做行动的人，不带着武器前去。我妈妈那时比较年轻，一打扮也挺像样的，然后就弄一辆黄包车，她坐在上面，很是像模像样，一个漂漂亮亮的阔太太，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带着武器。
她说做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妈妈说最怕的就是碰见“抄把子”的——就是搜身检查，当时上海好多地方都有“抄把子”的。有一次她正好坐着黄包车去执行任务，老远看见前面堵着人，有背着枪的军警正在一个一个地挨个搜查行人，她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赶紧叫车夫拐上了旁边的另一个路口，绕道走了。她说幸亏那些人没感觉到什么异样，也没有追过来搜查，她顺利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后来我妈妈和谭忠余结婚了。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一个机关，她就装成一个家庭主妇的样子，其他的同志有的装扮成亲友，有的装扮成佣人。大概没过多久，就碰上向忠发叛变的事件。
天黑时周恩来到联络点商量营救事宜，其实向忠发当时已经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的秘密太多。因为他，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如恽代英、蔡和森等人死于顾顺章之手。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曾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网。已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也被迫撤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而当时的中共“一把手”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也正是因为顾顺章非常了解向忠发的特性和习惯，而设计抓捕的。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当时正与一个风尘女子姘居。顾顺章曾经为这个杨姓女子介绍了一个女佣，所以他就循着这个线索布下暗探。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已经决定让向忠发尽快到苏区去，在准备启程的时期，负责向忠发安全问题的周恩来怕他出事，让他暂时和自己同住在一起，并嘱咐他这段时间不要出去。而那个杨姓的女子被安排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母女住在一个小旅馆，等待分批走。然而向忠发偷偷溜到小旅馆去会那个相好的女子并在旅馆留宿，结果第二天早晨出来时被敌人暗探认出被捕。
上海当年形势非常险恶，军警、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所以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特别是顾顺章叛变后就更谨慎，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并且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就要考虑到可能是出事了，要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撤退疏散、机关转移搬家。那天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立刻觉得有问题，就去找谭忠余。
那时候谭忠余和我妈妈结婚不久，这个新的点比较秘密。我听我妈妈说那天很紧张，天已经黑了，周恩来来了以后，商量了一下，要怎样把向救出来，谭就带着枪出去了。谭出去了几个钟头就回来了，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因为他们在周恩来住的那个地方布置了暗哨，结果就发现国民党的特务去了。他说，你幸好没回去，很危险。
那天周恩来就住在了这里。我妈妈讲，那时候房间也不大，大床底下还有一个小折叠床，她就把小床拉出来睡上去，周恩来、谭忠余两个人就躺在大床上，嘀嘀咕咕地小声说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化装粘上小人丹胡子，当时一面穿裤子一面说话，结果把两条腿穿到一个裤筒里去了，搞得他们全都哈哈大笑。
就这样，周恩来白天出去，晚上就住在这里，大概三天，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去苏区了。
谭忠余奉命离开我妈妈，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在归国途中壮烈牺牲了
当时上海的形势很紧张，组织基本处于瓦解的状态。上级组织认为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妈妈和谭忠余也离开了上海。但是他们不是去中央苏区，而是到襄枣宜苏区，湖北和河南交界的一个解放区，那里有红26师，谭忠余任红26师的师政委，我妈妈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
襄枣宜苏区离国民党核心地区比较近，由于敌强我弱，红26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大概也就半年多吧，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襄枣宜地区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这样只好又返回上海。
不久党派谭忠余取道海参崴去苏联，这时我妈妈刚生下我姐姐谭小余12天，就留了下来，没有随谭忠余同去苏联。我妈妈他们那代人，经常因为工作需要夫妻分开，加上秘密工作组织纪律严格，相互的工作内容性质地址甚至更改的姓名等等一律不准打听。很多夫妻分开后不能通信息，生死存亡两不知，有的还活着误传牺牲了；有的已战死身亡家人还不知，甚至解放后才证实对方已牺牲；有的牺牲了由于年代已久，人事变迁两茫茫，家人都不知遗骨何存。
我妈妈和谭忠余也是这样，他一走就没有消息了，一直到解放后，她才知道谭忠余牺牲了，但是怎样牺牲的，都不知道。
一直到前几年，陕西三边组织一个纪念活动，他们打听到了我们的下落，邀我去参加了那个活动，我才知道谭忠余壮烈牺牲在三边的经过。
我妈妈一看有人闯进来，先藏了一下文件，夏娘娘又偷着吞下了文件
那时候我妈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她还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组织就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一起扮作一家人，驻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从1922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始，夏娘娘的家就总是中共的一个机关，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驻守着，她的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当时的地下党人都跟着这么叫，从最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陈潭秋、刘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到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都这样称呼她，无一例外。
中共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上海组建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我妈妈继续担任交通工作。那个时候经组织批准，我妈妈与我的生父李得钊结为夫妻，带着我姐姐和扮成“婆婆”的夏娘娘“一家四口”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
我的生父是温州人，家里很穷，因为我的爷爷是教会学校的勤杂工，他才有机缘读书，而且英文很好。他上中学时受谢文锦的影响接触了革命，后来到上海上大学，然后到苏联去学习，回来后最先是到《红旗报》当编辑。在上海分局，他既是特科的，又是秘书长。
1934年的6月，我爸爸妈妈被捕了。那次被抓的特别多，大概特科的一个人叛变了。我爸爸他们正在开着会，六七个人全都被抓了。当时我妈妈是在家里，没过几个小时，我们也被抄家抓了起来。我妈妈讲，那次因为事发突然，家里还真有一些书和文件没来得及处理。那时候我妈妈正怀着我，挺着大肚子，腿脚也肿着，她就说：我不识字，书是我丈夫的朋友丢在这儿的，我不懂。我是家庭妇女，就是带孩子管家。
那时家里还有没送出去的文件，我听我妈妈说，也很紧张，一看有人来，先是藏一下，后来瞅个机会，夏娘娘就偷着嚼了吞下肚了。我这个阿婆后来长期胃病，就是因为吞这些东西伤害了胃。
毕竟他们的重点是在我父亲他们那些人的身上，老太太和妇女又说不识字，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大概关了一两个月就放了。放出来不久，我就出生了。大概过了十几天，特科被抓了很多人，有人叛变了。我妈妈在一个小旅馆里坐月子还没满月，一个特科的人就带着人来抓她了。夏娘娘、我姐姐还有我也都被抓进去。
进了提篮桥监狱以后，我妈妈始终不认。据说跟特科挂钩的人全都要杀了，我妈妈并不知道这个，她只是知道，工作的规矩就是这样的：见到任何人，不认识；任何事，不知道。我妈妈是一个很老实很守规矩的人，她认定了这个，就不折不扣地这么做，咬死了“不知道”、“不认识”。最后他们把小旅馆的茶房找来辨认，结果他说这几个人，老太太、小孩在我们这儿住过，那个特科的人他看了半天说没见过，其实那人也去过好多次，因为他是联系人，还给我妈妈抓过药，但是那个茶房没注意过他。这样就把我们的案子和特科分开了。
这一回是我妈妈第三次被捕，这次坐牢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我的小名“囚童”，就是在这时候由监狱里的难友给我起的，熟悉我的，多少年后还都习惯这样叫我。那时候我父亲也关在牢里，后来我们都被转到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监禁的是被认为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我听我妈妈讲，在那里我父亲见到过我，但那时我太小，没有意识。在南京监狱里，女监的对面是男监，秦邦宪（博古）的妻子张越霞跟我妈妈关在一块儿，就告诉她说：你看见没有，你丈夫就在对面。我妈妈说，当时她正闹眼病，眼睛怎么使劲睁都看不见。张越霞说：他看见你了，还跟你打招呼呢。我妈妈还是看不清什么。我妈妈说，因为她当时正抱着我呢，所以我父亲肯定是看到我了。
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牢也真是不容易，还要照顾夏娘娘，她腿不好，当然娘娘也帮了不少的忙，当时监狱里的革命同志也不少，也比较同情我们，经常帮忙。到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姐姐带着我到处跑。就这样在监狱里呆了这么几年。
后来我们被转到了苏州反省院，我父亲被判的是重罪，他一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然而在1936年，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得到通知，我父亲死在了监狱里。他在监狱里打摆子，说是给他吃的药剂量特别大，就这样治病时吃药吃死了。
坐牢一直坐到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那时要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带着夏之栩去南京，她来找她的妈妈，把我们就接出去了。
我妈妈出来以后，就跟着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直到1939年去延安。后来谢觉哉去苏联的时候，把我姐姐带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姐姐后来没有回国，她在那里定居，并和一个希腊人结婚了。
我呢，去了四川。新四军名将陈同生——《东进序曲》就是他的回忆录，他的家在南充旁边小县城云山县的乡下，是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他就把我送到了他的家，我就和奶奶生活了很多年。
我妈妈到了延安后，就把我接回身边。那时候已经是1946年，我才再见到我妈妈。离开母亲的时候我太小了，什么印象也没有。我妈妈也是，一看到我就感慨：哎哟，都这么大啦！
（摘自《北京青年报》谭 璐/文）
